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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身為亞排聯主席,但魏紀中卻十分羡慕足球這個具有深厚群眾基礎和廣闊市場空間的世界第一運動。世界上百個單項運動項目中,也只有足球運動的世界影響力和市場回報不亞於奧運會。魏紀中尖銳地指出,這個深受眾多中國人喜愛的運動項目,有著廣闊的市場前景,決不能因被某些部門視為『私有物』而阻礙了發展。
魏紀中說,2004年在中國北京、成都、濟南、重慶4座城市舉辦的亞洲杯足球賽所掀起的熱潮,證明中國球迷渴望高水平的健康的足球比賽。中國的市場空間也證明能夠容納高水平的足球賽事。他舉例說,中體產業公司去年獨家買斷了亞洲杯北京賽區的門票銷售權,中國隊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比賽幾乎場場爆滿。半決賽和決賽更是一票難求,中國隊與日本隊的決賽,一場比賽創下超過3000萬元票房收入的中國足壇紀錄。這也是繼2003年西班牙皇家馬德裡隊訪華比賽創下近2000萬元票房收入後的又一新高。
魏紀中認為,中國足球的資源是由中國足協、俱樂部、球迷、贊助商、推廣商、媒體等共同創造和開發出來的,其成果當然也應制訂分享的合理規則。只受益、不付出的『單贏模式』,受害的是整個中國足球。俱樂部不投資或少投資了,球迷不看了,市場蕭條了,對誰有好處呢?魏紀中說,去年10月由北京國安俱樂部引發的『中超風波』,雖然對立仍在繼續,但事件有助於推動中國足球改革的繼續深化。『深化』這詞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糾偏,解決『路徑』問題;其二是發展,使中國足球事業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
足協不應與俱樂部對立
魏紀中認為,目前中超的改革應從兩個方面同時入手。一方面是中國足協要對中超的機制和管理進行反思,使中超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各個參賽的和准備參賽的職業俱樂部的積極性,沒有俱樂部的積極參與,中國足協單靠自己主觀上設計的一套管制辦法是行不通、管不好的。另一方面,各職業足球俱樂部也應該不斷加強自身的建設,真正按照職業足球俱樂部應該運行的規律和組織程序辦事。唯有這兩者的結合纔能把中國足球的改革朝正確的方向推進,因為改革是需要市場的管理和市場的主體互動推進的。
魏紀中說,中國足協應該明確中超比賽的性質與參加的主體是什麼,而性質則是由參加的主體來確定的。各職業俱樂部不再是或者應該不再是省市的足球代表隊,雖然一些城市的體育主管部門仍然在『管理』或施加影響,但這種影響已經越來越小了。
魏紀中分析說,中國足協作為一個民間性的全國足球運動組織,應有會員,包括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中國足協的領導如果是會員們用民主的方法選舉出來的,那麼他們就有義務代表會員們的利益,而不是與會員們的利益相對立。這些基本的觀念搞清楚了,認識一致了,改革的措施和導向也就清楚了。
魏紀中說,各職業足球俱樂部也應該明確自己是一個具有企業性質的足球市場上的主體。要真正成為市場主體,各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產權應該明晰,誰是最後的投資人和所有者,誰僅僅是委托代理關系中的經營者,產權模糊容易造成『內部人控制』,也就是所謂的關聯關系。魏紀中表示,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法制經濟,足球市場上的市場主體和市場的管理者都要依法行事,而不能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法、自己仲裁。足球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法制化。主體要依法『經營』,管理者要依法規范管理,雙方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彼此協調各自的利益。
體制不清『事企不分』
魏紀中說,中國足協實際上是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的一個代稱,它還不完全是足球的行業協會,而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是國家體育總局一個具有一定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魏紀中分析說,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具有政府的行政職能,要辦全國性的和國際性的足球比賽,它要審批,還要收費。問它為什麼要收費,回答是政府所撥事業經費不夠,需要『創收』。鼓勵事業單位去創收,就很難避免小單位和個人的利益侵蝕公眾利益。足球運動管理中心(足協)同時還有經營性的功能,用國家的資產和資源成立一家福特寶公司,以公司的名義壟斷足球資源進行牟利。
魏紀中認為,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中國足協本應該具有的社會公益職能就不斷地弱化了或者被忽略了。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在足球改革中暴露出來的這些問題,不在於政事不分,而在於事企不分。魏紀中說,所謂事企不分,指利用事業單位可以無償佔用政府資源的優勢,在市場上進行行政壟斷性運作。因為它同時是市場的管理者,可借此取得利益。所賺的錢,盡管有些又投到足球事業中去了,但這樣的利益驅動導向,扭曲了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原本應當具備的價值觀。魏紀中說,對於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這樣的事業單位的改革取向應該是怎樣,從邏輯推理來看,無外乎兩種選擇,一種是把行政職能回歸體育主管部門,另一種是走真正的政府管理下的協會制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