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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足協黑色一哥南勇 |
從一名曾經不太優秀的速滑運動員,到一名年輕有為的沈陽體院學生會乾部,再到國家體委重點培養的青年纔俊,到體育總局最年輕的廳局級乾部。南勇用了整整26年的時間攀爬人生與仕途的天梯,雖然途中偶遇坎坷曲折,但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這個36歲時就成為體育總局最年輕廳局級乾部的延邊人,人生順暢得讓人嫉妒。
相比之下,1992年進入中國足協工作的楊一民,雖然比南勇小4歲,但在自己46歲時纔趕上了南勇在仕途上的步伐。而且,至東窗事發時,他還是南勇的助手。用體制內的說法,副廳級到正廳級的差距,區區4年的光陰恐怕很難彌補,即便是一路綠燈的南勇,也抗戰8年,方纔邁上這步臺階。
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卻在2010年匯合為一個相同的終點。在沈陽某個不再被媒體攪擾的賓館,甚至是某看守所的『單人房間』,兩位曾經叱詫風雲的中國足壇呼風喚雨者,覓得同樣的歸宿。
但這還不是掃賭風暴的終點和句號。沒有人可以漠視這樣的悲劇,屬於中國足球的『杯具』,屬於中國體育體制之惑。借用某位知名媒體人的原話,『最大的大魚不是南勇楊一民,甚至不是傳言中更位高權重的體壇高官,最大的大魚是「體制」。』但所謂體制,也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並由這些人創造了各種正確或者錯誤的規則,體制之禍,亦是人禍。
所以我們嘗試從還原每一個個體的角度,來體味變革之下的陣痛。
第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個體,就是南勇,一年前變身中國足球掌門人,一年後淪為掃賭風暴中的階下囚……文/劉蘇
最年輕的廳局級乾部
大學畢業的南勇曾經想過回到延邊老家,但恰逢此時國家體委選拔乾部的人員到了體院,學生會主席背景的南勇被一下子挑中。在十餘個小時的火車旅途後,他已經成為國家體委人事司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關於南勇的平坦仕途,一度有過很多傳言。最讓人震撼的,源自他的姓氏:南勇是南日大將的小兒子,所以後臺極硬。特別是在36歲時從人事司中層乾部的身份,昇格到中國足協擔任副主席,成為體育總局最年輕的副廳級乾部後,這個傳言曾甚囂塵上。而最終站出來澄清這個傳言的,還是南勇自己,『我的父親叫南興烈,曾經擔任過延邊縣委副書記和延邊州的人大副主任。雖然也算是領導乾部,但和南日大將一點關系都沒有。』
不過說這話時,南勇已貴為足管中心黨委書記,正廳級乾部。於是有想象力豐富者臆測,南勇這麼些年一直不澄清傳言,亦有將錯就錯借勢之嫌,此乃後話。
從不懂足球到『內行』
1997年,中國足協來了位新的專職副主席,36歲的南勇作為總局重點培養的年輕乾部和足管中心接班人,坐到了大連金州的看臺上,目睹了中國隊在十強賽中痛失法國世界杯參賽資格的全過程。那時的南勇,自詡不懂足球,與足球的唯一聯系,是身為體委足球隊的主力前腰,但是『踢球是為了鍛煉身體,幾乎不看足球』。
次年,尚未登上中國足球中心舞臺的南勇,第一次出現在媒體的鏡頭中,而且這是一次慘痛的經歷:1998年8月,『隋波事件』發生,作為足協領導之一的南勇,在新聞發布會上被記者的一通追問搞得手忙腳亂,央視鏡頭清晰的記錄了南勇結結巴巴地說了18個『這個這個』,彼時的南勇,青澀得有些可愛。多年以後,南勇回憶起這段經歷,已經顯得豁達了很多,『那時候的確是不懂足球,而且還沒有太多接觸足協的工作,完全是臨時被推到前臺,所以的確不知道說什麼,而且還不能瞎說……』
隨著南勇2000年分管國家隊,他在足協的鐵腕形象開始建立,他在10強賽出線時與米盧之間的恩恩怨怨已經廣為傳播,甚至被媒體演繹為『米盧說,南是我在中國最敬畏的人』。所謂的敬畏,是米盧當時與某女記者關系密切,甚至打算在十強賽期間,脫離球隊搬到那位女記者所在的酒店樓層,結果南勇一句『換房間可以,先把辭呈交上來』。伴隨著國足在01年完成歷史性突破躋身韓日世界杯決賽圈,南勇的正面鐵腕形象風頭一時無二。
不過那時的足協掌門人是閻世鐸,這位顯然更深諳為官之道的『外行』,在與南勇的權力斗爭中,攫取了大部分的實權,到04年,南勇在先後分管國足和聯賽後,被徹底的邊緣化,掛著足協專職副主席之職,卻只能分管足協下屬的福特寶足球產業發展公司,一份絕對的閑職。
無為而治終成正果
謝亞龍的到來,讓南勇看到了『復出』的機會。雖然他依然是謝亞龍眼中需要『重點警惕』的爭權者,但南勇此時選擇了低調內斂的方式,客觀上讓謝亞龍的『爭權斗爭』的重心轉向了另一位當時風頭頗勁的專職副主席。
南勇依然沒有實質分管領域,盡管總局許以足管中心黨委書記之職。不過他卻在蟄伏的時間裡完成了某種原始積累:他分管過國字號到聯賽的各個部門,他接觸了足協幾乎每個部門的工作,並與各俱樂部投資者和官員相交甚好,積累了相當的人脈資源。更重要的是,在謝楊之爭中,南勇逐漸回到了前臺,在06年開始重新分管國足和聯賽,之後還分管女足。雖然此時的南勇還是要處處顧及謝掌門的臉色,但在悄然之間,他完成了自己的『權力布局』,足協多個核心部門都有他的親信嫡系。再加上南勇與歷任幾位足協一把手以及主要官員的作風截然不同,他的溫和、平易近人為他博得了絕佳的人緣,讓他在09年謝亞龍離任後,幾乎毫無懸念的成為足管中心主任,在外人看來,這幾乎是眾望所歸理所當然。而且在上任的一年時間裡,南勇制定的不少措施,也讓中超聯賽看到了復蘇的跡象,球市逐漸回暖,關注度越來越高———一個懂足球的內行『掌門人』,讓中國足球依稀看到了重回征途的希望。
那些被塵封的往事
與閻世鐸和謝亞龍相比,南勇擁有更加服眾的口碑。至少從表面看,在足協工作的13年經歷,加上遍及各個部門的管理履歷,以及分管國足和職業聯賽的『政績』,絕少有人想到,南勇竟然會是掃賭風暴刮起後幾個月間,那條被網住的大魚。
那封匿名信不得不被提及,甚至被認為是南勇最終身陷囹圄的導火線。
一封揭發南勇與經紀人白川相勾結,促成了荒唐的『愛福克斯贊助中超』合同,同時在分管國足與聯賽期間大肆斂財的匿名信,把一個『真實』的南勇暴曬到陽光之下。
在02年底,南勇作為國足選帥組組長遠赴歐洲,出人意料地帶回了一位叫阿裡漢的荷蘭人出任國足主帥。而此前媒體的猜測,更多的集中在特魯西埃、范哈內亨等知名教練身上。其中比利時籍華人白川功不可沒:他在南勇去歐洲之前,就通過層層關系聯絡到南勇,並許以各種好處,最終將南勇帶到了阿裡漢的面前。在交給閻世鐸及其他足協領導的報告中,南勇將這位球員生涯相當顯赫的荷蘭國腳,描繪成一位郁郁不得志但其實很有水平的『歐洲高水平教練』,45萬美元的年薪,可謂貨超所值。當然客觀而言,即便是在阿裡漢之後率領國足折戟世界杯預選賽,我們也無法評判阿裡漢的真實水平究竟如何。但不容辯駁的事實是,此後曾經執教重慶力帆和天津泰達的阿裡漢,並不嫌棄20萬美元上下的年薪,可見當時45萬美元的年薪中,白川和南勇作為牽線人和決策者,受益頗豐。
06年,南勇再次赴歐洲,陪伴他的還是白川,這次不是選帥,而是選擇中超的商業贊助伙伴。一家叫『愛福克斯』的網絡電話商,很快成為中超聯賽三年贊助商,合同金額600萬歐元,一度令足協內部和媒體歡欣雀躍。但最終的結果是,中超公司僅僅從愛福克斯處得到了60萬歐元的真金白銀。事實是,這家企圖借贊助中超進入中國市場分食網絡通訊蛋糕,但經營策略和市場判斷出現嚴重失誤的公司迅即破產。在那封著名的匿名信中,披露了白川當時充當掮客,幫助這家毫無商業信用和資金實力的公司『孤注一擲豪賭中國市場』,從中賺取了『幾十萬甚至近百萬歐元』的中介費。當然,這筆錢中的一部分屬於合同的決策者南勇。值得一提的是,南勇在這樁合同注定破產後,依然遮遮掩掩拖住了足協狀告愛福克斯的步伐。直到08年,這樁官司纔正式訴諸法庭,當然結果可想而知,已經破產的愛福克斯,和同樣『神秘破產』的中介人白川的代理公司,無法給這筆高達5400萬人民幣的損失帶來任何彌補。
更多的未經證實,但其實近些年來廣為『傳頌』的圈內故事,伴隨著南勇的被刑拘以及"商業賄賂、非法操縱比賽結果"的罪名落實,也終於被鎖定到南勇的身上。
國足多場商業比賽的出場費,多年來一直未見蹤影;國足海外拉練,經常遭遇莫名其妙的安排,充裕的經費並未保證這支球隊得到應有的待遇;俱樂部官員層層進貢,希望得到自己理想中的聯賽賽果,終點大多結束在南勇這裡;屢次莫名其妙的國字號選帥結果,以及由此產生的『市場價值巨大』的利益鏈,也都有南勇的影子縈繞期間。
於是我們聽到越來越多的江湖傳言(其實在中國足球的圈子,這些由資深媒體記者們從各路官員那裡聽到的段子,就是事實),諸如:球員入選國家隊集訓,標價10萬到20萬不等;參加重大賽事並保證首發,20萬到40萬不等;安排『合適的裁判』執法本隊比賽,10萬到20萬可以搞定……
南勇被還原的功與過
故事到此,終於劃上了一個看似圓滿的句號。人們在等待的,是公安部下一次公布案情調查細節,這一次,應該是屬於南勇楊一民等人。
但這依舊是一段錯位的景象:09年夏天的上海金山體育中心餐廳,新官上任的南勇志得意滿但依然謙遜低調,與本報記者暢談自己的施政綱要,以及國足存在的種種問題。輕言細語和藹可親,還不忘給記者遞上一支廉價的『牡丹』煙,並讓服務員給記者遞上一根香蕉。
在很多媒體人的眼中,這位南掌門是在體制的夾縫中,為數不多為中國足球『乾一些正確事情』的有為官員。但在他『作為』的另一面,是更多見不得人的齷齪,齷齪的大有可為。
但他畢竟生活在這個齷齪的足球江湖中,他也是體制的一部分,潛規則的一部分,甚至,他就是那個迎合體制黑暗一面,並不斷制造昇華潛規則的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錯的究竟是江湖,還是身在江湖的人。
這個問題永遠沒有答案。
罪惡的不是南勇本身,罪惡的是這條滑向地獄的軌跡。在軌跡的兩畔,曾經春暖花開風生水起,但因為這罪惡的終點,注定了是一條不歸的罪惡之路。
1984年,站在沈陽體院大門外的南勇,全部的家當濃縮在一個普通的運動包中。這個24歲的年輕人面臨人生的重要抉擇:向北,回到延邊老家,一輩子可能就是一個普通的運動隊教練或體育教師;向南,陌生的首都北京,從此步入國家體委的深宅大院,前景難卜。
這位曾經的延邊州速滑隊隊員,沈陽體院最年輕的學生會主席,最終選擇了向南,在轉過人生一個巨大的彎後,命運就此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