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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中國體育和世界奧林匹克的發展,何振梁表示自己會鞠躬盡瘁,在所不辭。特派記者張順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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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9日,是何振梁的80歲生日,也是他正式卸任國際奧委會職務的日子,老人說:『這是我人生的新起點,我將繼續為我的祖國和人民做貢獻。』
在冬奧會比賽間隙,記者在國際奧委會委員們下榻的酒店專訪了這位已經80歲的老人。一生以捍衛國家利益和發展奧林匹克為追求的何振梁向新期待。
北京奧運讓所有委員都對中國有了信心盡管因為嚴重的腎病每周都要做透析,盡管因為心髒病隨時都需要急救藥相伴,但是年逾80的何振梁又開始為中國南京申辦第二屆青年夏季奧運會而忙碌。南京成功獲得舉辦權的那一天,作為南京奧申委的總顧問,何老很高興:『不容易啊,雖然不如北京申辦時復雜,但任務也不輕。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讓所有委員都對中國有了信心,這是南京成功的關鍵,我只是配合於再清同志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一點工作。』
廣州日報:在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後,南京又獲得第二屆青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權,南京成功的關鍵是什麼?何振梁:這次南京取得舉辦權不容易。北京剛剛舉辦完奧運會,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南京又獲得青年奧運會的舉辦權,這是很少有的。我想,恰恰是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讓所有的委員認為,這次青年夏季奧運會交給中國南京舉辦是完全可靠的,是可以保證成功的。無論是組織工作、硬件設施,還是人民的熱情等方面都讓委員們對中國有信心。
這次南京的對手是波蘭的波茲南市,波茲南是很有名的城市,他們這次也得了很多票,他們打出的口號是『亞洲之後,歐洲已經准備好了』,這個很吸引人,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多數的委員還是支持了南京,這點來之不易。首先我們國家的發展越來越好,國際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北京奧運會的成功更使各國體育界對中國有了充分的信心:交給南京辦可以確保成功,而且可以為以後青年奧運會的發展打下很好的基礎。我們也強調了這一點。
南京僅比波茲南多出了5票,說明兩種意見都很吸引人,但是到底還是安全和保障佔了上風。南京的成功是國際奧委會對中國的肯定,我也相信,南京會在方方面面做好,不辜負國際奧委會對我們的信任。
廣州日報:你是這次南京申辦的陳述人之一,你在這次申辦中承擔了什麼角色,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何振梁:去年我已經80歲了,按照國際奧委會的規定到了退休的年齡,我退下來後原本不想再參與任何活動,想回憶一下自己的經歷,必要的時候寫點東西。這種情況下,國家體育總局的領導找到我,希望我在最後的幾個月能夠為南京的申辦再出點力,當然這是我義不容辭的。凡是對國家有益的事,我都會全力去做。
接受了這個使命之後,一方面和南京商量,提出一些建議;第二是配合於再清同志跟國際奧委會委員做工作,按照規定,申辦城市是不能和國際奧委會的委員接觸的,於再清同志承擔了大部分的主要的任務,我從去年11月到現在,接觸了幾十個國際奧委會委員。組織上也給了很好的照顧,確保我的治療不中斷,創造各種條件讓我和各個委員接觸。和南京的合作非常愉快,雖然累點,但是能發揮一點作用還是很高興。
體育外交新格局:我們不能再隨大流 廣州日報:你已經80歲了,早就該到了頤養天年的時候了,而且你的身體也並不好。但你還是這樣忙碌,你的動力是什麼?何振梁:北京申奧的時候,我就向分管我們的負責人賈慶林同志表示過,為了申辦的成功,我鞠躬盡瘁,在所不辭。這次青年奧運會的申辦雖然沒有北京申辦那麼復雜和困難,但是任務仍然不輕。於再清知道我的身體狀況,他問我怎麼樣,我說:『可以,沒有問題。』只要是對我們國家有利,對奧林匹克的發展有利,我少活幾年沒問題。
廣州日報:在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後,中國的體育外交有什麼變化?何振梁:變化很大。過去我們主要是為恢復合法席位奮斗了30年,這種恢復的努力其實是為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而作的斗爭,1979年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1979年之後,主要是在國際體育界確立自己的地位,這個用了20年左右的時間。從競技體育成績的角度,我們從1984年的幾枚牌到北京奧運會上的50多枚。從競技體育的角度,我們中國是前三位的。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你看加拿大、美國、法國這些國家,人們把體育活動當成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從競技體育的角度,我們還有很多弱項,有些體育的基礎項目,比如田徑、足球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從整體而言,我們在國際體育界的影響和過去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就體育外交的格局而言,恐怕是很多朋友對我們的要求更高了。你不是來參加就行了,還應該發揮作用,有自己的見解——什麼樣的發展方向更健康,如何更健康,這些應該有自己的主張,有自己的話語權。在這方面,我們還不能滿足各國朋友對我們的要求。一個很典型的例子,30年前的國家體委有很多出國的活動,一切重大問題常常這樣寫:『根據多數人的意見定』,我從來不同意這種說法,其實只要認為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即使是少數也要堅持,不能隨大流。隨大流是要失眾望的。
在這一方面,我們落後的差距還是很大的。我們已經不是關起門來搞體育的時代了。這些都需要我們熟悉國際體育的趨向和動向,該支持的支持,該引導的引導。這就需要人纔,人纔的匱乏要遠遠嚴重於體育的後繼乏人。
中國需要國際體育話語權 廣州日報:這種變化需要我們做些什麼?何振梁:中國這些年遇到了國際體育的高峰期,廣州要舉辦亞洲運動會,深圳要舉辦大運會,南京要舉辦青年夏季奧運會,活動很多。但是我們還必須考慮亞洲的體育如何發展,團結如何加強,世界體育如何發展。
我在國際奧委會已經29年了,除了捍衛國家利益,為奧林匹克的總體發展努力,還要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主要是反對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中心主義有它的歷史根源,因為現代體育發源於歐洲。但是現在經濟全球化,體育也全球化,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不利於奧林匹克的發展。這些問題,都應該有人從理論上研究,並加以實踐。這需要專門的人纔,不是拿幾塊金牌就能解決的問題。今天,我們有多少人准備好在國際上發揮作用了?
薩馬蘭奇十幾年前在北京體育大學的一次講話中說:『你們中國體育成績在進步,你們一定要准備國際的體育人纔。』北京奧運會之後,我剛纔提到的問題並沒有多大改變。你看看,單一個瑞士,有多少個國際組織的主席!我們有很多項目很強,可是話語權呢?這些都需要引起重視。
-特派記者張順亭
本報溫哥華2月2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