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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勇與楊一民殊途同歸
中國足球史上最大的司法行動和最大的人事地震,並不能自動成為足球復興的預兆。南勇和楊一民,從政路徑與行事風格大相徑庭卻殊途同歸,深刻地說明北京東玖大廈的問題,遠不是換個主人那麼乾脆。
兩人的軌跡也只是對後來者起到一點可憐的警示作用。
在球迷的眼裡,足協是中國足球的垂死靈魂,但他更是一座權力和財富的龐大迷宮,僅僅是國字號和聯賽這兩個部門,涉及的資金,動輒上千萬甚至過億。
在公安司法部門給出明確的結論前,唯一肯定的是南勇和楊一民接受調查,跟『錢』有關。
少年得志的南勇,做事有著濃厚的江湖氣,常常挑戰規則,讓人顫栗,他走過的路上,會留下強勢的歷史印痕。而楊一民的身上,更多的是讀書人的清高和溫和,即使在『閻世鐸時代』權力爭奪的縫隙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切入點並一舉上位,但其做事一樣充滿著『秀纔遇見兵』的無奈甚至退縮。兩個性格反差極大的廳局級乾部,其共同點是,曾在不同時期各自分管過足協的核心領域:國字號和聯賽。
足球圈有很多傳說,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當推『南頭』,也就是南勇。最初說他是某某鄰國軍事將領之後,戰爭時期遺留在中國。足球這個江湖,奉行『背景』崇拜,在互不了解的時候,只有這玩意能鎮得住對方。後來有心人細一推敲,發現了其中的荒唐,南勇1962年6月出生,彼時抗日戰爭甚至太平洋戰爭早已結束近20年,抗美援朝戰爭也於9年前結束,跨國高層背景顯系穿鑿附會。
後來又盛傳他是總局某高層的心腹愛將,因此得以破格提拔。這倒是有些眉目,南勇1997年出任足管中心副主任(足協副主席)時,僅35歲,是總局系統最年輕的副廳局級乾部之一,按照社會上對組織系統辦事邏輯的理解,南勇或者政績出眾,或者有強大的背景支持。他前一個工作單位是總局人事司,一個負責考察提拔乾部的部門,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很難有大紅大紫的表現,所以他的提拔自然被歸為『神秘背景』一列。
其實,從閻世鐸以及謝亞龍對南勇的態度來看,他的所謂『背景』也系子虛烏有。通常,對上頭有人的副手,一把手會相當的忌憚,而閻、謝幾乎可以任意削奪南勇的權力。閻出自總局辦公廳,而謝更曾是總局最高領導的大秘,都是對體育系統人脈深有研究之人。南勇的長處,不過是擅長同社會各層面斡旋,習慣在體制內外尋求資源,這可能是他年紀輕輕即被提拔的重要原因,而他也因此廣受擁戴,其江湖聲望和權力,遠非『政客』閻世鐸和『書生』謝亞龍可比。
足球圈人無論是球員、教練還是俱樂部老板,說到對南勇的印象,就一個字:怕。他無疑是足協近十年來,江湖影響最大的領導。在國字號,『南頭』就是鎮山之寶,而在各俱樂部那裡,南頭『點頭』事情就等於成了。
南勇在足協前後共經營12年,於2009年1月由副轉正,身兼足管中心主任和黨委書記。期間他有兩大耀眼的政績,一是作為2001年十強賽的前敵總指揮,率中國隊打入2002世界杯決賽圈;二是2006年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為中超找到了愛福克斯作為總贊助商,避免了裸奔的尷尬。不過,這兩件事也都給他帶來了麻煩。
米家軍在十強賽出線後,輿論將功勞歸結為米盧的神奇和張吉龍的『上帝之手』。南勇是跟張吉龍同時被提拔的足協副主席,多少會有亮瑜情結,那個時候他對於輿論頗為不忿。也許是默許麗更可能是授意,當時的一家非常重要的媒體上,一個幾乎完全以會議記錄為素材的特別報道瘋狂出籠。報道以詳實的材料,『論證』南勇纔是出線的第一功臣,正是他一次次將米盧從錯誤的道路上拉回正途。
那個神秘的系列報道自然會讓人懷疑,信息源就是南勇本入,因為低級別的官員即使接觸到了機密,也一定不敢隨意透露給記者。考慮到當時米盧完全被《體壇周報》『壟斷』的行業競爭態勢,甚至還有人懷疑,南勇在這件事情上是有意在『幫忙』《體壇周報》的對手。
同僚往往是從一件事來觀察一個領導乾部的,自那以後,足協很多人對南勇的評價是『仗義,但缺乏原則』。
仗義,是一種江湖評價,可以為自已帶來更高的江湖聲望,而缺乏原則,則是從政之大忌。作為一個領導乾部,一旦習慣『法外行事』,遲早會引火燒身。
2002世界杯後,足協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為國家隊再度遴選新帥,並由南勇出任選帥小組組長。選帥小組在國內做了多次研討,根據性價比和契合度等圈定卜個選擇范圍。不過,南勇一到歐洲,只是在既定候選人處虛晃一槍,就直撲根本不在候選名單上的荷蘭人阿裡·漢。阿裡·漢賦閑已久,只在一家德國俱樂部掛了個技術總監的虛名,卻被南勇一眼相中。這次選帥,讓公眾對南勇的眼力產生了深度懷疑,並對阿裡·漢經紀人白川與這位足協實權派的關系產生了無窮的想象空間。
而那個幾近虛幻的愛福克斯,據稱也是自川與南勇的聯手之作。2006年愛福克斯以6000萬元人民幣贊助中超,絕大部分款項至今討要無門。當年很多人都曾提醒足協,作為一家網絡電話公司,愛福克斯根本不具備更無可能拿出這麼多費用的實力,但南勇一意孤行與之簽約。這是南勇任內的最大標志性硬傷。
當然,如果只是見識與經驗缺乏造成的國有資產的流失,在現行體制內也未必會受到嚴重的懲戒。問題是,南勇有那麼低能麼?
至於南勇扶正後的一年,則近乎不作為。受到國際足聯獎賞的『校園足球』,顯系對競技足球毫無意義的面子工程。本來『打假掃黑』算是一項重要功績,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局勢,說明他並不是這項運動的主導者,而是被打擊的重要對象。
跟南勇一道前往專案組接受調查的楊一民,行事完全是另一個調調。如果說,南勇是以江湖手腕在足協培植自己的嫡系,楊一民則是以學術大宗師的身份,不聲不響地在足協各重要部門安排自己的門生。足協的『北體大幫』,除了跟楊一民幾乎同時進入足協的張健強外,都團結在楊的周圍,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學術團隊。
文質彬彬的學院派副主席楊一民,跟江湖氣十足的副主席南勇一同『失蹤』,是一個有趣的譬喻。無論身著什麼衣服,出入泥潭總免不了兩腿泥。
楊一民1956年出生於安徽,在低等級的球隊中擔任過守門員。隨後走上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他在北體大本科畢業後接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很快擔任足球教研室副主席,隨後以技術專家的身份進入中國足協。當時的中國足協中高層領導,大都是運動員出身的大老粗,因此楊一民格外被器重。他做官不忘學術,善於把中國足球的實際和學院派的空洞理論緊密結合,頻頻著書立說。取得了官場和學術上的雙豐收,在2002年被提拔為足協副主席的麗時,他也兼任母校的博士生導師。
不過詳細讀過他著作的圈內人反映,作為博導,楊一民的大部分科研著作並非原創,而是譯作。這在其他學科或被視為恥辱,但以中國足球水平之低劣,能夠將英文原著『信達雅』地譯成中文,已屬人纔難得。
對於楊一民2002年底的關鍵性提拔,官場上的普遍解讀是,閻世鐸居間起了重要作用。閻世鐸於2000年4月接替王俊生出任足管中心主任,不久王俊生徹底離開後,又兼任黨委書記一職。2002世界杯後,南勇和張吉龍的風頭過甚,又分掌國字號和聯賽兩個最重要的領域,讓閻世鐸有被架空之虞。
楊一民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脫穎而出的。當然,楊一民本身,也符合專業化、知識化的提拔條件。
他被列為副主席後,立刻成為閻世鐸最信任的左臂右膀,一度國字號和聯賽一肩雙挑,成為權傾朝野的足協二號人物。不過,楊一民畢竟是紙上 談兵的學院派,無論是國字號還是聯賽,問題之復雜遠非書本知識那樣有現成答案。在他分管任內,國字號大潰退更兼聯賽幾近崩盤,他都無計可施,直接導致閻世鐸被調離。
遵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場邏輯,謝亞龍子2005年出任足管中心主任後,楊一民基本被掛了起來。當然,以當時的中國足球之動蕩,謝亞龍也必須倚重南勇這樣的江湖強人彈壓,方能穩住局面。至2006年底,南勇手握聯賽和男足國家隊大權,楊一民只能偏安女足。楊一民—直以來的最大抱怨,是分管工作太多,左支右絀,所以未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業務優勢。但他手中僅有女足卻一樣節節敗退的事實說明,領導能力跟學術水平之間,至少不是正比例關系。在乾部選拔層面,有關方面以學術人纔為鑰匙,開啟中國足球沈重大門的努力,也宣告失敗。
不過這對於楊一民來說,遠算不上人生的挫敗,從來學院派從政的妙處即在於,一旦仕途不順,繼續做學問也是一條金光大道,在中國,一個博導的頭銜已經意味著令人艷羡的地位與財富。當然刻薄鬼們也說,中國足球生產博導跟巴西擁有乒乓博導一樣,深具黑色幽默的味道。更有人說,中國足球出博導,也是對中國學術體制的諷刺。但無論怎麼說,這次的事件意味著,他很難再有機會將中國足球的現實上昇為重大的理論課題了。
南勇,現年48歲;楊一民55歲。他們的政治生命,會就此完結嗎?南勇、楊一民在任的十多年裡,中國足球總是以大爆炸的樣式突然陷入災難,隨即便轉化為一陣風刮過後的感傷記憶。如果不能在制度設計上,實現真正的『政企分開』,南楊的出事,也很快便成為一陣風。換一個韋迪從水上而來,遠不能真正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