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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謝強是在中國足協裡的『另類分子』,一時『意氣』使他成為中國足協歷史上第一個主動辭職的官員;五年前,他在自己的新崗位上開始發光發熱———成為新東方的年度優秀教師;如今十年過去了,他是山西太原新東方外語培訓學校的校長,足球離他日漸遙遠。
1月底,當中國足壇的掃賭打黑如火如荼進行時,在琅琅的讀書聲縈繞的學校走廊深處,謝強正在自己的辦公室靜靜地看書———梁文道的《我讀》。『足協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難以置信』,翻看著電腦網頁,這位前足協官員對於一屏又一屏不斷刷新的足球丑聞喃喃自語。『弄不懂,弄不懂。』
2000年,謝強從工作了4年的中國足協外事部辭職。緣由很簡單,他適應不了這個正在官僚化的專業機構。他給體育總局的負責人寫了一封公開信,掛靴而去。
『我剛到足協那會兒,足協是個袍哥文化很重的部門。』謝強說,『當時,南勇(原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現涉案被拘)在給王俊生當副手,但他在足協排不上(沒有發言權),因為他不是足球系統裡的人,不是足球專業人員出身。大家挺排(擠)他,當時足球的文化,覺得是搞足球的人要在一起。但南勇到中國足協是一個標志,標志著政工乾部進入中國足協,之後的足協負責人無一例外,全是外行。』對那種一群搞足球的人在一起的足協文化,當時年僅23歲的謝強感覺很親切也很刺激。當時的中國足球剛剛職業化,球市正在日益興旺。戚務生帶領的國家隊也是『史上最強』的黃金一代。
作為體育總局下屬的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和足協是一套班子,兩個牌子。職業化之後,足協與其他體育競技中心最大的不同就是國家開始不撥款,足協要靠出售聯賽和國家隊冠名獲取收入來運轉。
謝強當時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對那個大時代下的一件小事記憶猶新。當時中國足協要把聯賽經營權出售,和國際管理集團談判,謝強整日耳濡目染的就是幾個負責人在談判前後的一言一行,如何和國際管理集團斗,為中國足球爭取更大利益。
謝強記得,當時所有的從業人員都是職業化的門外漢。足協副主席許放和國際管理集團談判後,特別興奮地拍著聯賽部主任郎效農的肩膀說『5年給咱們5000萬』,這個數字,對於當時一年僅50萬政府撥款的足協來說,震撼效果可想而知。
但郎效農想了想說,『不對啊,我給你算算賬啊,』最後一算,最少得一個億,許放一拍大腿,『對對對』。那邊都等著簽合同了,許放就回去直接說,『我上午說的全部作廢,咱們重新談。』雖然現在說起來是一個笑話,但是謝強對當時那批足協官員團隊作戰,集體出主意為一個目標的那種勵志奮斗場景仍然感動不已。
但幾年後,當謝強回到中國足協探視老領導時,他發現文化變了。謝強感覺插手比賽的手越來越多。『足協領導如果只對教練進行一些管理上的指導,那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是足協領導乾得時間長了,覺得自己懂行,要對業務插手。他的心是好的,輸球對他也沒好處,但大家捧著他,權力集中了,他膨脹了,認為自己比教練還行。』
謝強開始不習慣自己所處的環境。他剛到足協的時候,足協一把手是王俊生,雖然王俊生是足球運動員出身,但和當時主教練戚務生的職權涇渭分明。每次新聞發布會,王俊生都會在會後等待戚務生上車一起走,氣氛如同戰友加哥兒們。而這種氣氛在慢慢消退,幾年後,謝強身兼中國國家隊主教練霍頓的翻譯時,有一次在會上,足協某領導公開要求霍頓要打短傳滲透,而非長傳衝吊,或者是『奧運備戰期間不得放假』等,這時候霍頓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中國的『國情』了。
在球隊失敗後不久,那位外籍主教練被撤職,謝強也離開了中國足協。
『我聽說足協後來是越來越不民主,權力越來越集中。足協的頭兒們書架上的書也不再是專業書籍,而是什麼《曾國藩家書》《三十六計》等等。很多事情的決定別說普通足協人員,就連一些領導也是定下來纔知道。老派人物,足協的一些老帥們都相繼離開,沒有牛人壓陣,領導就越來越強勢了。』 好人怎麼變成了壞人?足協的四年工作,謝強從來沒有想到那些朝夕相處的老同事會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在自己面前。『幾天前我看電視,看到范廣鳴(前足協工作人員)、楊旭(涉嫌控制比賽)等人在看守所接受記者采訪,我的心都一顫,這些人原本都是好人,怎麼變成了壞人?』
包括後來被抓的前足協副主席楊一民,裁判部門負責人張建強,謝強到現在都難以置信自己聽到的消息。『我在足協工作時和楊一民、張建強老一塊回家。我住在師范大學那塊,楊一民和張建強住在體院,我們是一條線。有時候楊一民開車,有時候張建強開車,開一個桑塔納,一路上大家嘻嘻哈哈聊天。當時楊一民還特義氣地說,等我哪天當了足協領導,一定給大家提高收入。當時我賺1000多塊錢,聽到後高興地開玩笑說,我支持你當足協主席』。
但現在一切都不是原來那個樣子了,謝強開始反思問題出在哪裡:他想起了1999年的『渝沈之戰』,當時這場幾乎被所有人質疑的比賽,足協也在第一時間派出了人員調查。但謝強之後聽到當時足協的調查人員說了這樣一句話『水太深,根本查不下去』。
謝強記得一個細節,他離開足協後去看足協一位負責人,當時這位負責人正在看『澳門足彩』的一個東西,寫一個文件,負責人嚴肅地告訴謝強,『一旦這東西(賭球)進來,很可怕』。可見當時足協管理者早就意識到這裡面的潛在問題。謝強不明白的是作為管理者,中國足協是無法作為,還是不作為。
『是什麼樣的東西讓他們(足協涉案官員)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謝強試圖從足協的內部找到答案。中國足協是既制定政策,又執行政策,還兼商業開發功能的一個怪胎。『我最感到痛心的仍然是缺乏一個監督的體制。沒有標准,內部從業人員不懂什麼是犯罪,覺得這是潛規則或者是灰色收入』。謝強由此推算自己,『如果2000年我沒出來,興許我也進去了。我很難想象我不參與到這些事情裡去。我想我肯定會參與進去,因為沒有管理監督。』
在他心中真正的願望是一切重來。『這個(足壇掃賭打黑)事情倒回到十幾年前,明確這是犯法的行為,如果在13年前、15年前搞這麼一下,這些人都不會是今天的這個結果。』
『足壇』怎麼變成了『鏡子』?『足壇風暴』開始後,謝強拒絕了很多電視節目邀請,他不想利用自己的身份推波助瀾,在他心中一直有個疑問『痛打落水狗,意義究竟是什麼?』
『至今,你要問我,我仍然會認為賭球是足球圈裡個別的現象,不是中國足球界的普遍現象。我接觸這麼多球員,我仍然認為運動員大多是很好的。今天我對南勇、楊一民、張建強,有我的看法,把中國足球的所有問題都推在他們的身上,不公允。足協存在的所有惡現象,在另外一些領域也存在。』
謝強在一面倒的『足壇風暴』中,仍然堅持著自己的看法。他始終覺得,中國足球的進步,必然是中國足球環境乃至整個中國進步的結果。
『你看看現在的環境,這能誕生出好的足球氛圍嗎?』謝強調侃自己『單純』,他看不懂光怪陸離的媒體報道中提到的A先生、B先生到底有多少准確因子,他覺得中國足球在被嚴重妖魔化。『足壇風暴』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所有參與者的真實面容,『中國足球現在被人當做垃圾桶。人們樂於用結果來反推,認為足球沒有好成績,就一定是足球從業人員腐化墮落。人們見到好成績無限吹噓,一旦別人失勢則踩上一萬只腳。這是一個好的足球環境嗎?』他反問道:『把足球圈裡發生的任何事情,換成其他一個領域,難道不是成立的嗎。』
2008年年初,記者第一次采訪他時,他意氣風發,在當時中國國奧隊主教練杜伊聲望的最高點,他直接點出2008年奧運會中國國奧隊不會有任何好成績,主教練杜伊將很快成為過客。事實如他所預料,但他卻沒有預言成功的任何喜悅。2010年初,當再次面對『足壇風暴』的預言時,謝強顯得有些消極:『「足壇風暴」不會改變什麼,這是我覺得最大的悲哀,僅僅可以給後來一些警醒,「南勇都進去了,咱們就別亂來了」,但是機制不從根本上改變,消停五年、十年,沒有監督的權力仍然會帶來下一次的風暴。』
至今,他對那個時代純潔的足協仍留戀不已,不僅是對足協有感情,更是對一個乾淨的純淨的中國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