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本報記者隨神秘賭球人赴上海暗訪，取得足以震驚中國足球圈的賭球證據。而後記者帶著搜集掌握到的證據，連夜進京奔赴中國足協。不過在同當時的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謝亞龍十分鍾談話後，我們不難發現，謝主席面對我們所提供的『賭球鐵證』說了許多的『套話』，似乎足球圈的眾多賭球事件並沒有引起這些頭頭腦腦們的足夠重視。現在回頭一望，也許正是足協的『冷漠』，加速了中國足球的沈淪，讓黑哨、假球、賭球滿天飛……

　　南勇邀請很想看看賭球證據

　　2006年是世界杯年，對於每一個『關注足球』的人群來說，這個春天的到來，都意味著夢想不再遠踞天涯、激情正在加速萌芽。但是在我的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卻是那個春天有著超乎往年的料峭之寒。天地間一派肅殺之際，沈陽警方推出了震驚全國的『春雷行動』，打響了中國司法介入地方足球圈黑賭毒行為的第一槍。

　　那一年春天，《遼沈晚報》根據一位神秘舉報人提供的大量線索，搜集到了一批具有『直插心髒力量』的鐵性證據，並連續推出一系列大型組合拳報道，狂風暴雨一般狠狠傾砸到中國足球的假賭黑幕上。報道一經推出，便引發重大反響，全國幾十家媒體紛紛站到《遼沈晚報》舉起的打假大旗下，一個規模前所未有的『媒體反黑聯盟』在72小時內就迅速顯出雛形。

　　就在這一關頭，我接到了時任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南勇的電話。南勇早年畢業於沈陽體育學院，又是2002年在沈陽五裡河衝入世界杯決賽階段的那支國家隊的領頭乾部，因此對於沈陽、對於遼沈、對於東北，他一直有著特別的情懷和關注。『你們《遼沈晚報》這幾天的報道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如果你們真的掌握什麼假球賭球的黑證的話，那就來一趟足協吧，我們一起探討探討，看看下一步應該怎麼辦纔好。要不然，光是媒體在呼喊，也很難有什麼實質性的推進。』南勇如是發出了『邀約』。

　　中國足協這種積極應對的態度，超越我們的想象。體育部負責人郝老師當機立斷，讓我帶著我們搜集掌握到的證據，以及全國數十家媒體的共同態度，連夜進京，前往中國足協進行遞交，並正式提請中國足協作出官方表態。

　　謝亞龍扔『套話』不希望媒體打草驚蛇

　　就這樣，十個小時的夜車後，我踏著第二天的晨光趕到了中國足協所在的龍潭湖路。與《遼沈晚報》另外兩位在京出差的同事姚廣安及董麗娜會合後，我們一行人趕到了中國足協的小樓下。

　　在整整十年的專職足球記者生涯中，我曾經至少二十次進入過中國足協在龍潭湖路的那座舊辦公樓。那裡警衛力量幾乎沒有，但是一道鐵柵欄和一個看門的老大爺，就足以讓大多數意圖進到這個中國足球核心決策地帶的人(尤其是媒體記者)被拒於牆外。

　　不過這一次，我們的通關異常順利，顯然『南頭兒』的邀請指令已經下達到了入門處，老大爺一聽我報上《遼沈晚報》的名頭，立刻抬手開閘迎我們進入，『快上去吧，都在三樓等著你們呢。 』

　　順著狹窄的樓梯向上走的過程裡，我腦海裡不斷設想著會即將發生的場景：中國足協的官員們，群情激昂，個個漲紅了臉，狠狠拍著桌子，南勇的眼睛射出騰騰殺氣，謝亞龍常年掛在嘴角的標志性微笑轉變成刀鋒般的凌厲，我們氣憤卻又振奮，首都司法部門的相關人士隨即把我們請到現場，大家在這個孕育著希望的春天裡，共商為中國足球掃黑除毒瘤的大計……

　　但是這一切最終停留於我的『設想』，並永遠地成為一段支離破碎卻又讓我會經常想起的臆想畫面。

　　謝亞龍、南勇、楊一民，當時的足協三巨頭聯袂接待了我們，這算得上是一個很大的場面，可以顯示出，中國足協對於我們帶來的『炸彈』還是非常重視的。謝亞龍和南勇認真地看了我們帶來的證據，楊一民則在一旁簡短地問了幾句，隨後我們的謝亞龍主席便講了大約十分鍾的『官話』。

　　具體講話內容我已記不太清楚了，但是他這套講話的脈絡大致上是『感謝《遼沈晚報》所做的努力——中國足協對於治理足球環境一直非常重視——媒體有什麼捕獲最好應該先與中國足協通氣，自行發布的話，既難產生效果還容易打草驚蛇——中國足協將認真研究這批證據並迅速提請司法介入』……我記得清楚的是，謝亞龍在講這番話時，臉上是少有的嚴肅和凝重。

　　後來，我們從會客室轉移到了謝亞龍的辦公室，又聊了一會兒。本報記者董麗娜一直試圖用數碼相機記錄下會面的過程，但一直受到新聞官董華的委婉制止。臨告別時，謝亞龍說，我們照張相吧。於是董華從董麗娜手中接過數碼相機，親自為我和謝亞龍拍合影，還拍了兩張，橫的一張，豎的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