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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9歲開始學習打籃球,並不僅僅因為那時他的身高已超過了1米70。曾是優秀籃球運動員的姚明父母,希望兒子能憑借這項體育特長在考大學時得到加分。在中國,上大學通常被視為找到好工作的前提。
但這個願望至今還沒完全實現——18歲就進入中國國家隊的姚明,還沒等到機會上大學,就前往大洋彼岸,最終成為如今的NBA巨星。
從2002年進入美國NBA,踏上代表世界最高籃球競技水平的舞臺開始,姚明的名字經常與一個有13億人口和5000年文明的國度聯系在一起,並且往往超出體育范疇。
七年來,球場上的成功和『隨時聽從祖國召喚的愛國精神』讓姚明在中國獲得了體育巨星之外的另一個頭銜——民族英雄。
但這位身高2米26的巨人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說,不希望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這頂桂冠對29歲的他而言,有些太重了。『我沒覺得我是英雄。小時候大家說的英雄幾乎都是為國捐軀的,長大了大家認可的體育英雄,比如李寧和中國女排,他們取得的成就都是我比不了的』。
黃連湯的洗禮
1980年9月12日,姚明在上海出生。父親姚志源上世紀70年代效力於上海男籃,母親方鳳娣曾為國家女籃主力中鋒。姚明出生後第一口喝的不是媽媽的乳汁,而是中藥黃連湯。
『我父親說這是當地風俗,只有讓孩子先知道了什麼是苦,纔會懂得什麼是甜,』他說。
如同這個啼哭著開始體會人生滋味的男嬰一樣,當時剛從文革的自我封閉中解放出來的中國正忐忑經歷著改革開放帶來的新生。喜愛歷史,尤其是喜愛中國近現代史的姚明認為這是了解60歲的新中國不能錯過的章節。
『新中國三大重要歷史事件第一是新中國的成立,所有人團結起來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新的世界;第二是文革,閉關鎖國發揮到極端,左的道路走到極端,並且走不通了;再就是改革開放,打開了另一扇門,選擇了另一條路,事實證明這條路到現在是行得通的,』他說。
唱著《我愛北京天安門》長大的姚明,一邊從幼兒園開始接受集體主義教育,一邊享受背著父母去電子游戲廳玩『街霸』這樣舶來品的樂趣。9歲時他被送入體校接受專業的籃球訓練。而在13歲進入上海青年隊之前,他每天要在體校球場苦練至少8小時。
『那是一個光榮與夢想的年代,』姚明回憶到,『為國效力是我從小接受訓練起最基本的教育,李寧和郎平是榜樣,練球就是希望有一天能進國家隊。』
當時,中國經濟社會復蘇,個人價值蘇醒,但體育人纔培養機制改革卻始終滯後。時代將姚明打造成為一個復雜的矛盾體:一方面這個天賦異稟的獨生子在中國最現代的城市接受外來文化的洗禮,被賦予了開放獨立的個性,另一方面他接受的專業教育卻延續了60年前進口的蘇聯模式。這裡強調服從。
姚明在這樣的培訓機制下養成了很強的紀律性——一項他認為特別適合籃球這樣強調合作的集體項目的特質,在此影響下,他習慣保持中庸,不善冒險。
『除非萬不得已,我開車只走一條熟悉的道路,而在球場上,我永遠不會一開始就走在最前端,我喜歡像搭積木那樣一步步來,而外國隊友面對一個可能失誤的得分機會則更願意去賭一把,』他說。
但姚明認為自己的紀律性與父輩習慣的『絕對服從』不同。
『我的想像力沒有被抹殺,』他說,『父母當球員時國家處於封閉狀態,他們可選擇的機會很少。從一開始你是「紅五類」還是「黑五類」就決定了你今後的道路,而我們這代人掌握的信息和獲取信息的渠道都多得多,這讓我們有了更多選擇,可以改變命運。』
『中國制造的資本家』
姚明的確做了一個大膽的選擇——去地球的另一面打球。七年前,頂著NBA選秀狀元的光環,22歲的姚明躊躇滿志奔赴美利堅。此前,他在國家隊的隊友王治郅和巴特爾已登陸NBA,但發展並不盡如人意。
『美帝』在姚明童年的記憶中很具體:『戴著鴨舌帽,穿著西裝,披著風衣,舀著手杖,旁邊挽著一位金發美女』,過著腐朽的生活。
然而,第一次看到休斯頓火箭隊1100多萬美元的簽約合同時,姚明真實地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好處』。
『小時候聽老師說共產主義是有東西大家分。如果像從前按收入劃分成分,我就是個資本家了,可實際上我還靠勞動來獲取報酬,只是個藍領工人,』他笑著說。
『30年前我父母不可能想象到外國打球,因為國外就是資本主義;20年前,我們也不可能想象到NBA打球,因為水平落後。只有社會開放進步了,纔有我們的機會。』
與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多少有些盲目出國的中國人不同,姚明認為自己的『行李』更充足。
『主要在這兒,』他指了指頭,『我們這一代人出國前就很西方了,幻想少,更務實。』
但是,現實從不單純。從最初踏足美國被誤認為日本人到成為NBA第一中鋒,姚明逐漸意識到一個『中國制造』在美國打球的特殊性——盡管他不願與政治掛鉤,但還是被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物』,而在家鄉,他又因為在西方人擅長的運動項目中取得傲人成績而成為『一個中國夢的象征』。
『我表現得好不好第二天都會上網上報紙、電視,剛開始會因此有很大壓力,害怕自己做不好丟的是一個國家的臉,』姚明說。而當賽前外國隊友們一起禱告尋求精神支持時,一旁的姚明更感到孤獨。
『這時贏球就成為我的精神動力,而且現在也習慣了外界的關注,逐漸認識到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只要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可一旦穿上國家隊的背心還是很興奮,尤其在奧運會上,』姚明說。
長期身居海外的姚明也覺得自己變得越來越西化,但他強調生命中有一部分難以改變。
『在球場上每分必爭、敬業拼命,這是在美國學到的。我的生活習慣和做事情想問題的方式越來越向美國人靠攏,但我知道永遠不會靠在一起,』姚明說。
『如果想通過我認識整個中國,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身上的中國部分只有20%到30%,就是中國5000多年文明積累下來的中庸、勤勞、忍耐和包容的民族秉性,這在我身上打了烙印,去不掉的。』
如今球場外的姚明身份多重,最引人關注的一個是『姚老板』。繼開設餐廳、健身館等商業場所後,姚明7月出資收購了曾效力過、但陷入財政危機的上海籃球隊,希望『結合自己的經驗為上海籃球做些事』。
姚明說:『當老板的感覺很不一樣,最重要的是不能像球員一樣衝鋒陷陣了,要學會耐心,更大的耐心。』
同時,姚明也把更多注意力投向公益事業——他出現在中國政府的廉政公益廣告裡,也出現在汶川地震後他資助援建的小學的籃球場上。
已經結婚的姚明還希望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我想退休後去旅行,到一些歷史事件的發生地看看,』他說。
倫敦是他最想去的地方。小時候,姚明見過父親去倫敦參加比賽之餘拍的一張照片,背景是著名的倫敦塔橋。『我對這張照片的印象特別深刻,父親穿著秋冬的衣服,很高,很帥。我很想到同一個地點照張相,』他說。
『如果以後我的孩子也這麼做就會很有意思。把我們的照片放在一起,就會看到時間走過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