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以大長今為代表的韓劇曾風靡中國內地,讓很多年輕人對韓國產生好感
民族主義的碰撞
2005年,韓國還是最受中國大眾歡迎的鄰國,一曲《大長今》響徹神州,至於韓國電影、服飾、時尚更讓年輕人趨之若鶩。僅僅3年,中韓之間齟齬叢生:在官方層面,有蘇岩礁和高句麗之爭;在民間層面,仇韓情緒更如雨後春筍,大有趕美超日之勢。僅僅3年,何至如此?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一切恐怕還得從上世紀90年代說起。
冷戰結束,東亞三國都面臨戰略轉型的挑戰。1992年中韓建交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不過,一直處於量變狀態的中韓關系真正發生質變是在1998年。那一年,金大中入主青瓦臺,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大』後連任。兩個政權最後因為日本意外地走到一起來。
與中韓相比,日本的轉型在時間上更早一些。作為一個經濟和科技大國要走政治大國路線,比起積累不足的中韓要具備更多的可能。與之相對應的是日本民族主義的抬頭。日本人迫切希望與政治侏儒形象說再見,從1989年到1990年,由鐵杆右翼石原慎太郎主筆的『說不三部曲』(即《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要說不》和《日本堅決說不》)一年內10次重印就是民族主義在思想領域的反映。之後,參拜問題、教科書問題、歷史問題紛紛浮出水面。由於日本的舉動還未觸及美國的底線,歐洲對中日戰爭了解不多,中韓兩國事實上陷入各自為戰的孤立狀態。正是有感於局限性,兩國聯手抵制日本右傾化的意願變得強烈起來。
除了日本的刺激,自身的經濟崛起也讓中韓兩國產生了更高層次的政治訴求。而民族主義的抬頭恰恰是這種心態變化的群體征候,日本只不過無意充當了一回推手。1996年出版的『中國說不三部曲』連書名都在拾石原慎太郎的牙慧,雖一度被禁,卻很契合當時中國的國民心態。1997年底金大中贏得總統大選,立場偏左的民主新派當道,對日本開始強硬起來。在韓國強烈要求下,日本在1998年10月金訪問時,就歷史問題做出正式的書面道歉。11月底江澤民主席訪日時也談到歷史問題,提出同樣的要求。感到意外的日本拒絕了,畢竟,兩個月內接連道歉兩次實在有失顏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澤民訪日前10天,金大中訪華,兩國關系提昇到『合作伙伴』級別。之後,中韓在對日歷史問題上結成同盟,而在文化輸入方面非常謹慎的中國對韓國文化也大開綠燈。政治上的准同盟為韓流風靡提供了穩定的政策環境,加上作為中華文化親緣國家,韓流所承載的儒家價值觀給處於信仰危機的中國帶來久違的親切感,頗有『禮失而求諸野』的意味。
然而,表面的融洽使得兩國普遍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那就是中韓的民族主義無論在主要內容、目標指向和特定訴求上都大不相同。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渴望民族復興,並重新成為世界性大國,外擴趨向強烈;韓國的民族主義者更注重半島統一,以及擺脫周邊大國的束縛。而社會制度和價值理念的差異也加劇了雙方的矛盾。聯手反制日本時,尚能統一步驟;一旦涉及朝鮮問題,被掩蓋的敏感點就成了導火線。2002年以前,中國在朝核問題上都不大想趟渾水;隨著局勢持續惡化,想獨善其身都難,最後也卷了進來。起初,韓國還能與中國保持默契。可是,綜觀朝核問題15年,參與方越談越多,從美朝的雙邊事務談成了遠東6國的多邊事務,人多嘴雜,不僅為朝鮮制造了更多的回旋空間,更給其他5國增加了摩擦幾率。中韓在這種背景下很快失去了默契。當朝鮮核試驗後,諸如『中國偏袒朝鮮』或『被中國佬騙了』的呼聲充斥韓國輿論。從這以後,中韓在領土和歷史問題上的摩擦越來越頻繁。
此外,韓國官方的有意縱容及渲染也是造成摩擦昇級的主觀原因。民主新派執掌權柄10年,其國政思維可以總結為三樣『神器』,即經濟民生主義、社會民粹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老將金大中任時,三者大致保持均衡;盧武鉉上臺初期,雖一度和中國走得很近,但隨著經濟衰退、社會割裂、民生主義和民粹主義破產,最後只能祭出民族主義這根救命稻草。
到李明博上臺前夕,中韓關系已經趨於惡化。經濟掛帥的李明博起初還想配合中國整治那些在華『惡意撤資』的韓國企業,無奈韓國企業抱怨稱,選擇『連夜逃跑』的原因,一是『因為中國經營環境的惡化』,二是『注銷企業必須經歷過度繁瑣的清算程序』,聞此,李明博政府也只能睜只眼閉只眼。隨後,傳出了韓劇在大陸的銷售停滯不前甚至萎縮,日劇大有重新居上之勢的新聞,疑心重的韓國文化界便有歸咎於中國文化部門暗中操弄的說法。實際上,兩國民眾的民族感情能派生出許許多多的亞文化現象,並影響到經濟決策,並不一定要官方在這裡起什麼關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