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國的職業俱樂部並不職業。除了北京、上海等地，其他俱樂部不斷因經營原因更換投資方。15年來只有北京國安沒有更換過東家。

　　經濟上的弱勢使俱樂部根本無法保證投入巨大卻見不到短期收益的青少年梯隊建設。一個例子是大連：市場化之前培養的一批球員為其獲得了將近10次聯賽冠軍，但在這一代人退出後，大連隊已經開始為留在頂級聯賽而努力。

　　如果計算起來，頂級聯賽---中超的俱樂部組建一支約30人的青少年梯隊，在進入成年前要投入約800萬元。但最終能進入一線隊的一般不超過5人，遣散其他隊員又需要一筆開支。而這些錢足以從其他隊購買近10名可以上場的年輕球員，或者將近80個『苗子』。

　　急功近利的影響還包括，剛剛退役的球員只經過幾堂課培訓，就成為青少年隊教練。

　　但是基層青少年隊的教練工資一般在兩三千元，職業俱樂部梯隊教練稍高約5000元，而一線隊助理教練就可在三四萬元。這使教練們一旦有機會就會離開青少年隊。

　　與俱樂部走『市場規律』類似的是，曾經達到4000多所的足球學校，在市場的『調節』下，目前已不到100家。由於喪失了業餘體校等傳統青訓系統，青少年足球人口急劇減少並不意外。

　　現任中國足協青少部主任朱和元則認為，根本問題是沒把足球和教育有機融合，『把教育當成讀書，和體育完全隔離開來。』

　　在專業隊時代，12歲以下的『萌芽杯』、14歲以下的『幼苗杯』、16歲以下的『希望杯』，在1980年啟動時吸引了全國大約1000所學校。

　　但是，當初紅紅火火的『三杯』賽很快便銷聲匿跡。『全部中途夭折了。』馮劍明認為，過去幾次青少年足球發展高潮沒有堅持下來的原因是急功近利和過早職業化。

　　不過，教育系統對體教分離有著自己的看法。一位曾經主管學校體育工作的教育部退職官員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市場化以後足球資源變得豐富，高峰時每年全國性贊助商的投入就有幾千萬元。一旦引入教育系統，勢必進行再分配，『過去有錢是體育局和教育局爭，但政府可以說了算。現在是俱樂部和學校爭，俱樂部和體育系統名正言順掌握著錢，怎麼會分給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