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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雅典奧運會的備戰期,國家體育總局就非常重視球類集體項目的管理體制,特別強調隊伍團結問題。因為集體項目與個人項目相比,有著許多不同的規律,需要領隊和教練藝術地加以掌握,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把全隊凝聚在一起增強戰斗力。誰能想到,現在的中國女足居然因為『將相失和』而淪為國際賽場的笑柄。
為什麼類似的情況在『鏗鏘玫瑰』時代就沒有出現過?這是個值得中國體育深刻反思的重要問題。在中國女足的初創階段,由於項目不受關注,成績不受重視,客觀上為球隊提供了寬松的發展環境,教練和隊員都沒有成績壓力,尤其是教練可以按照競技發展的客觀規律來探索前進之路,馬元安用七年時間將中國女足培養成世界強隊,就完全符合世界足壇發展的普遍軌跡。
環境恰恰是在球隊獲得令人驕傲的成績後開始轉向惡化。當足協領導發現女足居然成為可以幫助自己撈取政績資本的『富礦』時,於是開始『高度重視』女足的發展,為了以好成績來『捍衛』這面旗幟,他們間接或者直接插手球隊管理乃至戰術安排,由此埋下了管理之弊的禍根。
中國女足近年六次帥位更迭,都帶有明顯的長官意志,人選的決定實際是足協主管領導改革思路的體現,張海濤、裴恩纔、多曼斯基、伊麗莎白以黑馬姿態勝出,都是領導『欽點』的結果,隨之而來的就是領導親臨一線『親自』指揮,球隊的休息室內經常出現領導安排戰術和人員、而主帥在一旁默不作聲的場面。近兩年,主帥和領隊之間的衝突趨於激化,只不過是這種模式的另外一種表現,在領導不能長期跟隊的情況下,代表領導意志的領隊,就成為引發矛盾的導火索和承擔責任的替罪羊。
主帥的權威不斷遭遇挑戰,引發了越來越強的反抗,裴恩纔主動辭職、馬良行稱病離隊、多曼斯基返家不歸、伊麗莎白頻亮『家丑』,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向領導意志發泄著不滿。從根本上暴露的還是國家隊管理體制的問題,熟悉女足運動規律的主帥,面對非專業或半專業的官員時,幾乎成了『牽線木偶』,這些博弈的失敗者往往是主帥。而內亂的直接後果就是將女足不斷推向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