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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場體壇盛宴中,包括我們的全運賽場,都有那一方舞臺是留給我們體育新聞記者的。當我們的讀者捧起報紙,欣賞那一朵朵“帶露的鮮花”,品味着精彩賽事臺前幕後的點滴滋味,媒體工作者正在賽場前方“作戰”。媒體競爭,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以凝聚着科技力量的“武器”來應戰,電話、傳真、電腦、互聯網,隨着媒體傳播設備的進步,我們的信息在呈現“海量”,我們的速度堪稱神奇,我們以挖掘角度、深度能力的“獨家”,迎接每一次“全運媒體大戰”。全運賽場上媒體競爭的那方舞臺,是時代進步的縮影,讓我們聽聽幾位體育記者的講述,感受新聞採訪在全運會中扮演着的重要角色。
只靠電話讀稿的年代
本報原體育部主任張久泰“身經百戰”,曾參加過第五、六、七、八、九屆全運會,從1983年至2001年,張久泰親身經歷着全運會的歷史變遷,而在這一段中國體育的重要歷史發展階段,從他親身的採訪經驗中,我們讀到的不僅是中國體壇影響的提升,還有媒體手中“武器”的科技進步。
第五屆和第六屆全運會,是張久泰的全運會採訪歷程中一段特殊的記憶,“第五屆全運會,是1983年在上海舉行的,那時候,我們瀋陽日報還沒有正式採訪名額,我只身一人去上海採訪,也屬於編外採訪人員,從六運會以後,我們每屆都有了正式採訪名額,而且逐屆增加,隨着新聞採訪工具的發展、新聞競爭的激烈加劇,我們派到前方的記者也越來越多。”
五運會時作爲“編外人員”的張久泰,採訪卻絲毫不敢鬆懈。那時候,媒體從前方向後方傳送新聞稿主要依靠電話。“每天去到很多賽場採訪後,發稿是晚上回賓館房間往報社打電話,我讀稿子,後方同事記錄。爲了保證準確性,運動員或者教練員的名字、具體成績,我們都要在電話中核對好幾遍。每次傳稿大約都需要兩個多小時,從每晚8點到11點,就是我們前後方聯絡的時間。”
遼寧一直是體育大省,參賽項目相當廣,在五運會的上海,張久泰一人每天輾轉多個賽場,十分辛苦。這時一輛非常“借力”的吉普車彷彿“從天而降”。“那個時候,還沒有這滿街的出租車,賽會班車也根本供不上,正好報社有一輛吉普車送到上海來修,修好了之後,經領導批准,就留下陪着我跑全運會,這可幫了我的大忙啦!”
來了傳真機這“稀罕物件兒”
張久泰回憶說,在六運會時,有了傳真機取代電話傳送稿件的趨勢,不過,傳真機那會兒也是“稀罕物件兒”,有的媒體並不多。
本報體育部現任主任王楠曾參與了第七、八、九、十屆全運會,從1993年到2005年,這是一個科技急速發展的階段,科技的進步也成爲了“媒體新聞大戰”的重要支柱。
王楠說,1993年在北京舉行的七運會,因爲當時中國正在申辦2000年奧運會,所以第一次設立了一個與國際接軌的新聞中心,“一進新聞中心,我們還真是眼前一亮,除了一排排的電話以外,還擺放了十幾部傳真機。”與需要我們通過一字一字讀稿傳送的電話機相比,傳真機在當時絕對相當於現在的ipad平板電腦,“用傳真機傳稿,後方立刻就能收到‘原件’,在當時已經是最牛的一種傳送信息的方式了。”這種便捷的“神奇”,用王楠的話來形容“一整天的比賽採訪下來,身心疲憊,可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傳真機撥通時發出的嘟嘟聲,那簡直就是最美妙的聲音,那叫一個爽!”
八運會那會兒,爲了不用再站在新聞中心那十幾部傳真機後面排隊,本報原體育部記者馬馳從瀋陽背了傳真機到上海,能夠在賓館房間使用單獨的傳真機,這在當時也吸引了其他好些媒體羨慕的目光。不過,使用傳真機也講求經濟、節約,據馬馳回憶說:“那會兒,爲了節省傳真的篇數,我們用的稿紙一張有600字,比普通稿紙要長些,是報社專門印製的。”
已經退休的遼寧電臺老體育記者高天明,在七運會和八運會時,手中的採訪工具也跟如今電臺記者使用的錄音筆不可同日而語,“那時候,我們用的錄音機有鞋盒那麼大,現場錄音之後,也不像現在可以用互聯網傳回前方,而主要也是通過電話,再經過後期處理,力爭達到聲音最清晰化,不過,大多時候,爲了體現電臺的速度優勢,一項比賽結束之後,我們就馬上找電話撥通後方進行連線,在節目中隨時播放。”
如今,傳真機、錄音機早已經不再是“稀罕物件兒”了。現在,無論是電視臺、電臺還是紙媒體,發稿速度都幾乎全部達到了即時水平了。如此,也就有了如今我們所說的“全運新聞大戰”。其實,在七運會、八運會甚至更早的幾屆全運會上,媒體之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競爭,只是激烈程度是在與日俱增。七運會,馬家軍異軍突起,田徑賽場瞬間涌入大批記者,一時間,遼寧軍團成爲熱點,遼寧體育媒體手中掌握的大量採訪資源也是炙手可熱。
筆記本電腦惹人羨慕
1997年的上海八運會上,除了大多數媒體都自己肩扛着傳真機來外,不少的記者腰間已經彆着手機與BB機了。此時的“稀罕物件兒”也換成了筆記本電腦。據王楠回憶說,那時候能夠帶來一部筆記本電腦去賽場寫稿的,大多是一些廣東的媒體,那是相當風光!但當時還沒有普及互聯網,專線傳稿已經就讓人眼饞了,那些在筆記本電腦上敲打稿件的記者,要拿着電腦去新聞中心或者回到賓館房間,通過撥號專線發送稿件。
九運會時,筆記本電腦我們已經裝備上了,但寬帶那時還在設計者的圖紙上,傳稿要麼去新聞中心站排等撥號,要麼回賓館,爲了節省時間,記者們就去新聞中心找公用電腦,“九運會時,新聞中心也有了公用電腦,我們可以將自己電腦裏稿子用軟盤轉入公用電腦,然後通過撥號上網傳回給後方。”
隨着科技的進步,先進科技手段爲我們這些講求高速度的媒體工作者的內心帶來無比的暢快!科技,每天每夜,都在改變着世界,而我們的全運會更是一個凝聚科技力量的舞臺,在每一屆全運會中,都能夠從媒體記者手中的“武器”,看到科技發展的水平。一些設備由大變小,比如從錄音機到錄音筆,也有些設備由小變大,比如“長槍短炮”般的攝影設備……
感受互聯網的力量
一切都變得非常迅速,當我們敲打電腦鍵盤的速度在提速,不僅後方從前方得到信息的速度在加速,信息量也與日俱增,直至呈現出“海量”,這就是互聯網的力量!
當我們的記者去了南京,再到山東,第十屆和第十一屆全運會的新聞中心完全可以與任何一次世界大賽相媲美,高端的設備、暢通無阻的互聯網,帶給我們的是海量的信息,即便我們身處田徑賽場,也能夠對泳池中的速度瞭如指掌。曾揹着傳真機去到上海八運會的馬馳說:“沒有互聯網甚至沒有筆記本電腦那會兒,我們的採訪是實打實的,獨家新聞也多,誰在現場採訪到就是誰的。”但有了互聯網,一切就都改變了,本以爲田徑賽場有好戲,卻沒想到泳池中破了紀錄,不用擔心沒采訪到沒得做,因爲互聯網馬上來了現場採訪內容。在有了互聯網“隨寫隨發”的今天,賽場上一切幾乎都是毫無遮掩地即時發出。
互聯網帶來的是更加激烈的媒體競爭,“媒體大戰”硝煙瀰漫。與此同時,每個體育記者面對的是更大的難題:在海量信息面前,人人處於一個超前的起跑線,若想抵達更爲超前的終點,處理新聞的方式和表達能力是關鍵。新聞的本身已經不再獨家,挖掘角度、深度的能力和表現手法成爲了我們的“獨家”。
全運賽場上的女記者
全運會,是展現時代進步、凝聚科技力量的舞臺,而通過全運媒體大戰的舞臺,我們聽得到時代變遷的點滴樂聲。而在這裏,女體育記者是一道別樣的風景。
張久泰說,五運會和六運會那會兒,在賽場偶爾也見得到女體育記者的身影,“不過很少很少,也就佔總體人數的1/10吧,球類運動基本都是在室外,這些女記者大多集中在游泳、擊劍、體操這些賽場採訪。”
而如今放眼再看,全運會每一個比賽場,無論室內還是室外都有我們女記者的身影,在這個火藥味兒十足的競技場,紙媒體、電視臺、電臺各路女記者都在與男記者並肩打拼。碩大的揹包背在肩上,隨時從中掏出筆記本電腦敲出一段新聞,衝往混合採訪區的路上,更不乏女記者的身影。山東全運會,大家被阻擋在田徑場外面看劉翔訓練,只見幾個女記者登上高處,爲了將“翔飛人”看得更清楚,將訓練過程記錄得更仔細。
時代在變遷,媒體手中的“武器”日益更新,新聞競爭的激烈在全運賽場逐屆加劇,越來越多的女記者加入競爭中,衝在採訪第一線——這就是全運媒體大戰的昇華。
本報記者丁瑤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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