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的一個傍晚，和天津隊領隊喬世彪“通電話”，當時球隊剛放假不久，他自己基本還是天天到俱樂部上班，連續幾天都有會開，同時準備着稍後和主教練劉春明一起去東歐考察外援的事兒。就快說“再見”掛電話的時候，喬領隊說還有一件事兒，是閒事兒，最近他和劉春明打算請天津媒體報道球隊的記者們吃頓飯，至於原因，往“好聽”裏說，是對大家一年來宣傳、報道天津隊的一種謝意；往“好玩”裏說，按照他自己半開玩笑的解釋，“我知道我當領隊有時候不好說話，可能給大夥兒的工作制造過麻煩，也得罪了不少人。”

　　喬世彪去年9月被俱樂部任命爲領隊的時候，中國足協還沒對外宣佈取消降級，天津隊的保級形勢微妙中透着危險，那會兒曾經很想找他這位新領隊聊聊，但是他說自己既不太熟悉情況，也實在不知道該說點兒什麼，就這麼拒絕了。從給球隊內部完善管理制度開始，喬領隊進入角色很快，不過不管是外人，還是天津隊裏那些打了多少年交道的隊員們，也很快發現喬領隊的臉比此前他專門負責俱樂部梯隊培養工作的時候“素”了不少。轉眼一年多過去，2005賽季結束，終於約喬領隊比較深入地聊了一次，其中“大篇幅”地聊他自己，之後才忽然發現，從當領隊開始，好像這是他面對媒體第一次沒有拒絕在談足球之外談到他自己。

　　“去年讓我當領隊，我基本沒猶豫就幹了，可今年又任命我當俱樂部副總經理，我可是到現在幾乎都沒這個概念。”

　　喬世彪當上天津隊的領隊，是去年聯賽中期的事兒，那時候天津隊正處於一個困難時期，主教練戚務生和助理教練李華筠相繼離開球隊後，原來的領隊劉作雲也因爲愛人身體不好需要照顧而離開了球隊。在劉春明以教練組組長身份全面接管球隊後，爲了解決教練班子只有三人，工作壓力太大的問題，原先負責俱樂部青少年和技術兩項工作的喬世彪，逐漸開始協助一線隊做一些諸如探營考察對手的工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則較之以往更多地深入球隊，擔當起領隊需要做的一些思想和“人事”工作。就這麼湊合了一陣子，俱樂部越來越感覺這樣下去不是長久之計，球隊還是必須有一個專職的領隊，於是在一番醞釀和考察之後，初步圈定了5個領隊的候選，喬世彪是其中之一。稍後一度有傳聞說新領隊已經定了，可過了沒幾天，傳聞中的新領隊沒上任，俱樂部高層卻把喬世彪找去很正式地談了一次，告訴他準備任命他爲球隊的新任領隊，協助劉春明工作。後來喬世彪說，和劉春明在接不接天津隊的問題上考慮再三不一樣，俱樂部讓他當領隊，他基本沒猶豫就答應了。

　　———從當球員退役之後，我差不多沒在一線隊呆過，更沒當過什麼領隊，所以俱樂部找我談讓我當天津隊的領隊，這份工作本身對我是全新的，我沒有任何經驗。不過從1999年到俱樂部也是好幾年了，雖然沒有深入過一線隊的工作，但是一線隊的情況我並不陌生，不需要一個很困難的熟悉過程，另外我和春明一直關係都不錯，我們之間也用不着刻意地相互熟悉，或者藏着掖着地相互防備，考慮到這些有利於我開展工作的先決條件已經具備了，我基本沒猶豫，就答應俱樂部去球隊當領隊了。

　　我也不知道一個新領隊正常的工作切入點應該是什麼，反正我記得我去球隊報到第一天，先是給教練組開了個會，表明態度以後教練組內部要多開會、多溝通，對外必須是一個團結的聲音，但內部也一定要有不同的聲音，不能凡事兒都劉春明說了算，他說東大夥兒不說西，要是那樣就等於是把春明害了，也把這球隊害了。在球隊管理方面，我上任之後馬上着手修改和強化隊內的規章制度，不僅貼在牆上，還發給隊員們每人一份。說心裏話我覺得我當領隊進入狀態挺快的，不過今年俱樂部可能是出於更方便管理隊伍的考慮，又給我增加了一個俱樂部副總經理的頭銜兒，好多人還恭喜我，我可是到現在都沒這個“官兒”的概念，我明白，這個副總俱樂部讓我當或者不讓我當，我都是幹一樣的事兒。

　　“我當領隊之後，隊裏至少有半數人被罰過款，我早就做好了得罪人的心理準備，不過要論挨罰最重的一回，其實還是罰我自己。”

　　喬世彪當領隊之前和劉春明很熟，同樣和天津隊的大部分隊員也很熟，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那種見人就有笑模樣，輕易不愛着急的人，再加上領隊這差事，要說幹，好像有的是事兒可幹，要說不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能過得去，種種原因加在一起，使得喬領隊上任之初，在隊裏幾乎沒引起什麼反響，好多隊員都覺得，可能就是以前更多是在俱樂部的辦公室裏見他，今後更多是在球隊的宿舍裏見他罷了。不過沒過多長時間，大夥兒就醒過味兒來了，喬領隊並不像想象中的那麼好說話，說好聽點兒，他是帶着“制度”管人來的，說不好聽了，他是帶着“罰款單”監督人來的，因爲他在隊裏公佈的那些制度，每條兒後面幾乎都跟着一旦違反的罰款金額。沒過多長時間，隊裏就接二連三地有人被罰，最高5000元的罰款不是個小數目，鬧得大夥兒有一陣子互相開玩笑，都經常把“交錢去”掛在嘴邊。

　　———我去年剛到隊裏工作，馬上就把完善和強化制度放在第一位，決不是和大家過不去，那會兒中國足協還沒有宣佈取消降級，天津隊的成績不太好面臨很多困難，外部足球的大環境也挺亂，隊員們也不可能不受到影響。舉個例子說，有的比賽我們的一名隊員上半場還在場上踢球，下半場被換下來之後，沒等比賽結束，就已經坐到電視臺的演播室裏做節目去了，這正常嗎？平時訓練、歸隊總有人遲到，教練一問就隨便找個理由應付應付，這正常嗎？當時我覺得球隊要想走出困境，首先大家必須有團結的意識，必須把心思都放在訓練、比賽上。

　　我重新制定了球隊內部的管理制度之後，貼在宿舍的牆上一份，還發給教練、隊員每人一份，平時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違反了制度得罰多少錢，統統白紙黑字寫着，大夥兒執行就是了。比如平時請假的問題，制度寫得清楚，訓練的時候請假，找主教練劉春明，其他時候有事請假就找我，只要理由充分，我們也不是不通情達理，可就是不允許隨隨便便就找不着人的情況出現。我知道剛開始立規矩大夥兒還不太適應，可後來有一回球隊去客場比賽，集合發車的時間就要到了，就差一個咱們隊的國字號球員還沒上車，我正琢磨他又離挨罰不遠了的時候，車上有隊員眼尖，指着樓門口說他來了，大夥兒一看可不是，這名隊員扛着自己的大包一溜小跑就來了，上了車還緊着“描”自己沒遲到，當時我心裏直樂，要擱以前，可能他還溜達着呢，有這幾步跑，看來制度是深入人心了。

　　我沒仔細統計過，不過估計這一年多捱過罰的教練、隊員絕對超過了總人數的一半，這麼做肯定得罪人我知道，不過從我到隊裏工作，我就沒打算過這領隊能一干五年、八年，要是那麼想，可能我就當“和事佬兒”了。其實說起來隊裏一次挨罰最重的不是別人就是我自己，今年聯賽第六輪我們客場去深圳比賽，環節上一疏忽買的機票時間出了錯到機場才發現，趕緊找辦法補救到了深圳之後，我馬上在隊裏宣佈這是歸我管的事兒我沒管好，罰款5000元。現在總的來說大夥兒越來越自覺了，我們隊裏今年罰款的標準也相應下降了，去年的最高罰款額是5000元，今年下調到了2000元。

　　“每場比賽我都坐在看臺上，從全局觀察每個隊員的表現是我的工作，我們相信隊員，但也得隨時防備意外。”

　　喬世彪當了領隊之後，先是隊員們對他“狠”的一面很快有所體會，然後大家又慢慢發現了他的仔細，不僅對涉及訓練、比賽正常的方方面面想得仔細，對一些足球圈兒裏“非正常”的東西，預防工作做得也仔細。比如球隊每次出去打客場，比賽前一天晚上，喬領隊總是拉着隊裏管生活的老範坐在酒店的大堂裏打撲克，一打就打到深更半夜，困了還叫兩杯咖啡喝，隊員們都是“老江湖”，一看就知道，領隊玩兒牌是假，在那放哨兒，盯着怕有人出去纔是真。又比如有好幾回比賽臨開場前，喬領隊在場邊看到對盤口有些瞭解的熟人，就悄悄地問人家，知道不知道天津隊的這場比賽有沒有開盤，要是聽說開盤了，還得刨根問底再打聽盤是怎麼開的，解讀起來是什麼意思，有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等等，其間總很謙虛地說上兩句“咱不懂”，一來二去很多隊員也知道了領隊的這個“毛病”，高興的時候就打趣說總不被信任，煩人，誰要是不高興了，想起這碼事兒，免不了發牢騷說喬領隊“神經過敏”。

　　———我承認我們隊今年管得的確嚴，不過嚴的同時，我們教練組也要求自己儘量努力做到一視同仁，另外我們也的確看到了，隊裏不管是老隊員還是年輕隊員，他們對球隊的責任心，面對訓練、比賽的態度不知不覺都在提高，這決不是矯情。舉個例子，前幾年我在俱樂部做管技術工作的時候，曾經請體院幫助做過球員在比賽中跑動距離的計算，那時候很多隊員一場也就跑4000多米，今年教練組多次和隊員們講要加強跑動，每個人在場上多跑四五百米，我們隊就像是多出一個人來，雖然今年我們再沒搞過統計，但是連球迷們都說，今年看比賽明顯感覺隊員們的跑動很積極，很多得分的機會就是跑出來的。

　　當了一年多的領隊讓我有了個很深的體會，我覺得在嚴格管理的大前提下，也有方式方法的問題。比如今年客場我做的決定，住酒店的時候每間房間住兩名隊員只發一張開門的房卡，另外一張房卡統一由我保管，和大家講得很清楚，晚上我可能隨時會查房。要是沒記錯，今年一個賽季我攏共才查過兩三次房，可不管是查主力隊員住的房間，還是查替補隊員住的房間，轉天我查房的事兒肯定大夥兒都知道了，我覺得這樣一來我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還有好多球迷可能發現了，比賽的時候我是從來都不坐在替補席上的，一到開賽我就溜達上看臺了。不瞞大家說，我們教練組幾個人的分工不一樣，坐在下面的教練是考慮戰術打法和人員使用的，我要做的是“坐得高看得遠”看全局，考慮一些非正常因素。出於本心我們教練組絕對相信隊員們，事實也證明，今年一年聯賽踢下來，要論誠實我們隊比哪個隊都不差，但是誰都知道足球圈兒不是絕對乾淨的，所以有些意外隨時防備仍然有必要，我們掌握的原則也是一旦發現不正常馬上處理，感覺誰不正常就把誰換下場。今年一年的聯賽過來，我只有最後一場主場和四川隊的比賽沒上看臺是在場下看的，當時我和春明他們還說，最後一場了，肯定什麼事兒都不會再有了，我也下來大團圓一回吧。

　　“春明的工作壓力最大，他以前說過隨時有下課的心理準備，我告訴他什麼時候他下課了，我肯定一塊兒跟着。”

　　喬世彪在泰達俱樂部從事青少年工作開始於1999年，那時候劉春明是泰達三線隊的主教練，時不時還要被中國足協上調到國字號球隊“公幹”，也就是從那時候起，他們一方面工作上的接觸比較多，另一方面也始終保持着比較好的私人關係。2003年劉春明帶領國青隊參加芬蘭世青賽後，原本中國足協想讓他接管“87、88”那撥新上來的國青隊，但是出於種種考慮劉春明不願意接，可又不便向中國足協直說，結果還是喬世彪從俱樂部的角度給中國足協發傳真，講劉春明在俱樂部這邊工作任務如何繁重，很難兼顧兩頭兒，請足協另行考慮人選，才把這事兒交代過去了。去年天津隊聯賽開局極端不妙，戚務生在聯賽還沒打了三分之一的時候就離開了天津，當時身爲教練組組長的劉春明在自己到底要不要接過球隊教鞭的問題上曾經猶豫過，喬世彪是堅決“攛掇”劉春明“衝上去”的人之一，只是那會兒他想不到，沒過幾個月自己也進入了一線隊，再次和劉春明有了合作的機會。雖然外界也有一種聲音，稱領隊和主教練關係太好並不是什麼好事兒，但是對於這種觀點，好像喬世彪自己並不放在心上，也從不迴避自己和春明關係不錯。

　　———現在回頭想想，可能春明在接不接隊的問題上有自己的想法，可我勸他接隊理由很簡單，一個人驗證自己的能力總需要有個機會，這樣的機會不常有，一旦有了最好別錯過，至於結果，無非是成或敗，成了什麼都不用說了，萬一不成就算搭上今後幾年的前程其實也值。

　　今年一年球隊的整體運行比較順利，加上俱樂部方面的保障到位，所以我們自然就有成績上的收穫，另外我覺得最關鍵的是球隊內部大家收穫了信心，對外也在足球圈兒裏重建了天津隊的某種氣質，現在再提到和誰誰比賽，輕易我們隊不會感覺怵頭了，反過來有些以前覺得和天津隊比賽要不拿走3分都冤枉的球隊，現在覺得要能平了天津也不錯。

　　明年聯賽的競爭肯定比今年要殘酷得多，從馬上18日到東歐考察外援開始，我們教練組會爲明年爭取最好的結果儘量努力。說到底還是春明的壓力最大，以前他就和我說過，從帶隊那天起他就想到了下課那一天，隨時都有心理準備，我當時就告訴他，誰都不可能在主教練位置上一干好幾年，有他下課那一天，我也肯定跟着一塊兒不幹了，到時候就希望大夥兒別拼命罵我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