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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擊懺悔信和4萬元錢
和他談完後,我們快馬趕到浙江省體育局,那邊,陳培德局長正等著接受我們的采訪。進到陳局長的辦公室,他很客氣地招呼我們坐,把四個領導都叫來,一起和我們談。陳培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人非常正,在電影裡他可以當正面角色。他說話有眨眼的習慣,使我想到一句話:撒謊的人都愛眨眼。陳培德是個愛撤謊的人嗎?閻世鐸專門講過要我們了解一下這邊人的動機,我認為他特指的就包括陳培德。我承認,我對所有的官員都沒有好感,在官場混的人都很虛偽,陳培德為什麼是個例外,他這樣抗上的原因到底是為什麼?是不是他已經58歲,快退休了,所以,下崗前出把風頭?應該說,我對這個反黑斗士是存有戒心的,我要摸摸他的動機。
我先談了談我們此番的來意。他們五人認真地聽。不知為什麼,在這間辦公室裡,我有一種異常熟悉的感覺,有種到家的感覺。畢竟,這是一級組織,和經商的宋衛平不一樣,我不知不覺地消除了戒心,把我們和閻世鐸的交談內容轉達給他們。
『閻世鐸對我們說,讓我們把他態度轉達給你們。』陳培德的眼睛和宋衛平聽到此的目光一樣,立刻閃現出異樣的光彩。看來,他們都非常重視中國足協的態度。
『他說,中國足協對主動揭黑的人積極支持,足協的態度是查出一個,處罰一個,絕不姑息,絕不手軟。現在已經到了覆水難收的局面,講話的人要負責任,有證據的要拿出來。』我沒有把閻對他們動機抱懷疑態度的話講出來,怕影響他們之間的關系。
聽完我的話,陳培德馬上表態:『我對他的話非常不理解。什麼叫覆水難收,什麼叫拿出證據,這表明了中國足協根本不信任我們!』
我感到非常吃驚,我懷疑是否錯誤地轉達了閻的話。看來,他們和足協的宿怨太深,把話聽反了。閻已經明確表態支持他們揭黑了,難道……
幾個人都跟著陳培德表態,聲討足協。
我說,我們這次來,主要是寫內參給中央。希望你們能把手裡的證據都拿給我們看,宋衛平昨天已經拒絕給我們提供線索。
陳培德聽後,一面眨巴著眼睛,一面鄭重地表態:『現在,我們只信任兩家新聞單位,一個是新華社,一個是中央電視臺。其他的媒體我們都不接受采訪。這樣嚴肅的問題不能炒作,我們要重證據,對涉及到的裁判也不宜過早公開。我們手裡現在掌握了一些證據線索,比如那封匿名信和退回的錢。我正在積極地做宋衛平的工作,讓他盡快地拿出更多的證據,打破目前的僵局。我對他說,你開始做的事情是有功的,但是你現在不積極配合有關部門的工作,就變成了運動的阻力。我認為,這次體育界的反腐敗要從揭黑開始,打假、掃黑、最後要帶出貪官來。』
『在打黑過程中應該有政策出臺,媒體應該有一點呼吁。你們新華社昨天發表的那篇評論很好,政策環境是個前提。現在,只有綠城和吉利兩家俱樂部站出來,我們要以此為突破口,讓其他俱樂部的老總們消除顧慮,這裡面有個工作策略問題。我建議,如果給了政策還不講,就要來硬的,對宋衛平和李書福施加點壓力,讓他們交出證據,並且組成調查小組。我還建議中央對這場斗爭的復雜性要有足夠的估計。足球這麼多年,絕不僅僅是假球和黑哨的交易,必然有足球官員,甚至更高層體育界官員落水,可能某些人還在領導著這場斗爭。我們必須要上下聯動纔能達到預期目的。』
我打斷了他的發言,說:『我們能不能看看那封匿名的懺悔信和四萬塊錢?』
『可以。』陳培德一點沒猶豫,讓人到檔案室去取。
取的人拿來一個牛皮紙的檔案袋,陳培德打開時,我說『慢。你們已經用手動了這些東西沒有?』
陳培德的手立刻縮了回來,緊張地問:『怎麼了?』
我說:『今天檢察院的人說,如果你們有經驗,應該封存這些證據,上面有匿名人的手紋,以後可以作為證據。』
『壞了,我們沒有注意這個,已經拿過許多次了。』陳培德懊喪地說。
『那就算了,沒關系。』我說。
陳培德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個浙江省體育局的信封,說:『我們把它專門封藏在檔案櫃裡,這裡面是那封信。』
他把信攤在桌上,我看到了這封曾引起過軒然大波的白紙,上面的內容我已經快背下來了。接著,陳培德取出了四疊錢,一萬元一疊。我仔細看了看,發現捆錢的小紙條上印有小字,那是出納員的名字。
我們問可以不可以拍照,陳培德答應了。小方以他為背景,把錢和信拍了好幾張。陳培德一臉正氣地端坐著,顯得比判官還嚴肅。有個官員提醒他,您太僵了,陳培德調整了一下表情,這下可好,更加僵硬起來。我覺得他可以當作一個鐵面無私的官員化身。他甚至提到,『你們以後有誰寫電影劇本,我願意無償地出演一個角色。』讓他主演電視劇裡的反黑官員倒真的很合適。
陳培德開始向我們滔滔不絕地表示他對體育總局的不滿。他講到了全運會前後他發起五省六市反對興奮劑的情況,講到總局有個官員批評他不遵循組織原則,胡亂講話的事情。他講得非常激動,我能看出他是個不怕丟烏紗帽的清官。接著,他讓幾個體育局的領導也表表態。
這幾個官員很尊重他,我想平日他可能相當獨裁。大家都贊成他,共同炮轟體育總局和足協。這次采訪花的時間不短,有些話我覺得肯定無法寫進內參。
陳培德明確提到:中國足協裡肯定有貪官。我讓他列舉些證據或線索。他說,『我從可靠人士處得知,足協高官某某某出國時在賭場,出手非常大,遠遠超過了他的收入,這證明他有問題,可以查一查。另外,足協原來的基層人員自己有兩部車,他的收入絕不可能使他有這樣的經濟能力,也是有問題的。還有,聽人說,還有其他高官也不乾淨,有操縱假球的嫌疑。』
我記了下來,但心裡說,這可不算證據,道聽途說的事情多著呢,光懷疑不能寫進內參。
『您手裡還有什麼證據?』
『我和宋衛平、閻世鐸早些日子在北京有過一次秘密見面。當時,閻已經聽到了我們反映的問題。我們當時決定先揪兩個裁判出來,一個由宋衛平負責,一個由我負責,分頭去做工作。我給一個姓方的人做工作。此人是綠城專門做裁判工作的中間人,原來在我們體育局工作,我和他比較熟。我勸他寫書面的揭發材料,他提出一個要求,寫完後回我們體育局工作,我原則上答應了他。但是,後來我去了全運會,這事擱置了下來。宋衛平那方面做了寫這封懺悔信裁判的工作,錢退了回來,但宋衛平不和我說那個裁判到底是誰,因為,他已經承諾要保護他。聽說這個人是北京的,在體育學院當老師。我們還了解到有個杭州裁判,現在已經被停哨,此人是個黑哨。』
這些情況非常重要,比從宋衛平那裡摸到的材料紮實的多,看來,組織對組織就是可以取得信任。我們感謝了陳培德。臨走前,他提出一個要求:『寫完內參可以讓我先看看嗎?』
『陳局長,這個恐怕不行。我們有紀律要求,內參不能給人看。』我為難地說。
『我懂了,多聯系,需要我的話,隨時打電話。』
回到旅館,我和董華取得了聯系,我催他說:『老閻的稿子修改好了沒有?我們的內參不能等,你催催他。』
董華說:『我這兩天都很少見到他。他正自己寫呢,你們再等等,快了。』
閻世鐸要自己寫?我感到十分的驚訝。他的觀點我們已經知道了,內參怎麼能用被采訪人自己的稿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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