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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來自於某專業足球媒體的消息稱,“本週,中國足協傳來更加震撼的消息:足協將從體育總局中剝離,徹底放權中國足協管理中國足球,實現真正的管辦分離。”在國內足球界引發的震動似乎不遜於國足在合肥的那場恥辱性慘敗。
然而,還沒等球迷“消化”這一中國足球的利好消息,中國足協人士就通過新華社“闢謠”:未發佈過這一消息,也不知該消息從何而來。
一條“假新聞”卻引來了球迷的歡呼,這意味着,中國足球亟須重大變革,而面對球迷的歡呼,體育行政主管部門若再無動於衷,實在令人心寒。
足協莫名“分出總局”
“真是莫名其妙,有些報紙根本不負責任,沒新聞可寫的時候就瞎寫。”提到“中國足協將從國家體育總局剝離”的消息,一位足協工作人員異常氣憤,“中國足球水平不高,媒體炒作新聞和製造假新聞的水平倒是不低。”
卡馬喬下課、國家隊重組、國家隊管理人員或將調崗,“合肥慘敗”引發的一系列後果,讓掃黑之後的中國足協再次承受了巨大壓力,而“中國足協要從總局系統剝離”的新聞,更像是問責國足的結尾高潮。
這條新聞對“剝離”時限的預測,是“如果有上級領導推動,估計不出一年就能夠落實”——“去行政化”的改革措施卻還需要上級領導的行政支持,看似無厘頭的邏輯卻是中國足球黑色幽默的真實寫照。
事實上,“小中心、大協會”的改革意圖成型於2011年秋天,在約請總局相關部門人士幾番探討後,時任足協副主席韋迪在一次足協辦公會上拿出方案:足管中心與中國足協徹底分家,足管中心只設辦公室、政策研究室和外事辦公室3個部門,“徹底放權”,只負責服務和監管,人員由正式在編的總局工作人員(公務員)組成,而中國足協則設祕書處以及10餘個專業委員會。其中,男足國家隊單獨成立分支機構,人員方面則可以公開向社會招聘。
這份意義上最接近於“管辦分離”的方案,在足協中層幹部中引發軒然大波,不少人開始盤算是留在“小中心”還是投身“大協會”:小中心15人足矣,大協會可以保留足管中心“老人兒”的事業編制,但新聘任的協會人員需要與協會委派的勞務公司簽訂工作合同。
據記者瞭解,此方案得到分管足球的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認可,而“協會人員的平均收入肯定高於中心人員”的薪資體系,也是中國足協“獨立”後的應得待遇:作爲獨立法人實體,中國足協薪資體系依效益而定,龐大的球迷羣體和足球運動的特殊地位,則是中國足協這一民間行業社團的利益基礎。
然而,方案几易其稿,足管中心和中國足協至今仍是“雙生兄弟”,至於兩年間這項改革方案爲何遲遲無法進入落實階段,就連“雙生兄弟”自己也沒有答案。
行政干預“人禍不斷”
與協會工作人員的“不滿”和“氣憤”相比,球迷對“足協從體育系統剝離”這一“臆測性新聞”的態度卻是歡欣鼓舞——多年來,中國足協漏洞百出的管理水平,早被球迷公認爲中國足球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礙,而打着中國足球協會旗號辦事的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也因爲不得不遵從“長官意志”而對中國足球實施行政管理,卻屢屢犯下令人匪夷所思的錯誤,這其中也不乏爲其上級管理部門國家體育總局背的黑鍋。
發生時間最近、涉及金額最大、社會反響最爲強烈的“行政干預”事件,當屬請卡馬喬執教國足。
據記者瞭解,當時足管中心中層幹部以及基層工作人員,幾乎全部反對用卡馬喬取代高洪波:高洪波縱然能力有限,但花去兩年時間儼然打造出了整體風格的國足,正面臨世界盃預選賽考驗,這時用所謂世界名帥替換高洪波,對球隊的影響可想而知。但足管中心畢竟不敢逆國家體育總局意志行事,匆忙之中籤下卡馬喬,自認爲順利完成任務,豈料如今卡馬喬的合同已成定時炸彈,主管領導若能免去行政問責都已是“不幸中的萬幸”。
因此,行政干預足球專業事務,危害之大顯而易見,而免受體育系統行政干擾的俱樂部,反而擁有更加自主的空間。
“現在中超名氣最大的兩位主教練,一個是裏皮,一個是埃裏克森。當初我們請裏皮來執教,雙方接觸的時間超過一年,裏皮確認過來執教時,對恆大的考察也有10個月,所以,他來了以後很快就能融入球隊。”一位廣州恆大俱樂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俱樂部總經理親自出馬選帥,根本不受任何外界干擾。”
事實上,足管中心幾乎每次違反民意的行政操作,均以慘敗收場——閻世鐸時代的“2001年聯賽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謝亞龍時代的“爲保奧運,聯賽暫停、國家隊也要爲國奧隊讓路”等荒謬指令,無一不令中國足球加速下滑。
“去行政化”大勢所趨
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絕大多數足球從業人員對於“去行政化”並不“感冒”,他們認爲“去行政化”的願望“過於美好”。
“我個人覺得,中國足球這些年始終沒有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過早地職業化,職業化沒有問題,但中國足球的職業化是僞職業化,所以在那個時期,匆忙推出一個所謂職業化的甲A聯賽,導致了後來一系列問題的發生。”一位業內專家曾與記者探討過此類問題,“職業化並不等同於市場化,比如說女足,根本不可能推向市場,因爲女足在國內沒有市場,如果不是全運會有女足比賽這種明顯的行政支持的話,估計各地方都要取消女足編制了。所以,中國足球不是不需要行政管理,而是需要科學的行政管理,需要有長期規劃、找到正確發展方向的行政管理,不能因爲現在行政管理水平差就說要丟開行政管理。”
這位業內人士曾陪同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進行過足球調研,他認爲,可以用女足的例子來解釋行政命令的不可或缺,“美國女足長期穩定在高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美國人的觀念就認爲足球適合女人,所以美國的女孩子從小學就參加足球隊鍛鍊身體。中國人沒有這種觀念,中國的女孩子都學奧數去了,沒有體育鍛煉意識,所以要想發展女足,就只能靠行政命令讓女孩子去踢球,女足拿世界亞軍那批人被稱爲‘鏗鏘玫瑰’,就是完全在行政管理體制下練出來的。”
不過將“鏗鏘玫瑰”的成就歸功於“行政管理”似有偏頗:世界亞軍的榮譽來自專業時代,當時女足在世界範圍內尚屬新興項目,但隨後將近20年,中國女足仍然完全遵從體育行政管理體制,成績卻只降不升,不但無緣世界盃,就連在亞洲範圍內也跌至二流水平,因此,行政體制對於中國女足的發展也已成爲阻礙因素。
“黨的十八大提出‘簡政放權’,對於足球來說太適用了,國際足聯章程裏早就寫着‘足協應該是民間團體,不能受行政部門指揮’,只不過各國情況不一樣,纔沒跟中國足協較真兒。”著名足球評論家王奇告訴記者,“這麼多年,足管中心都和中國足協混爲一談,事實證明,這種管理方式根本沒法兒幫助中國足球提高水平,所以‘管辦分離’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