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前，卡馬喬律師哈維爾扔下一份聲明後返回西班牙，而“躲”在北京的卡馬喬也不再與中國足協主動聯繫，這預示着雙方首輪談判已經破裂。儘管，中國足協期待“卡馬喬的律師來北京再次談判”，但哈維爾在聲明中“根據合同規定，我們將開始向國際足聯和位於瑞士的體育仲裁法庭申請援助”的表述，已經將了在“誰爲卡馬喬繳稅”問題上再次變卦的中國足協一軍。

　　“我覺得這次足協和卡馬喬之間因爲合同產生的糾紛，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在體育領域內，這份合同涉及金額之大令人震驚，我也向一些相關人士瞭解過卡馬喬的這份合同，我個人認爲合同當中，足協(所謂僱主)一方用詞非常模糊，讓人很不理解。”中國政法大學體育法研究中心祕書長張笑世告訴記者。

　　但在對中國足協糟糕做法痛心疾首的同時，還是希望能夠“少花點兒冤枉錢”的張笑世，建議足協方面可以考慮引用“顯失公平”條款來與對方進行探討。“並不是說這個案例可以認定爲‘顯失公平’，也不是說足協可以藉此脫身，但在談違約金時，至少可以和對方律師談談這件事。”張笑世說，“‘顯失公平’的合同在法律層面應予撤銷。”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59條規定，對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爲，一方當事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變更或撤銷。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對顯失公平認定的司法解釋是：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對方沒有經驗，致使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明顯違反等價有償原則的，可以認定爲顯失公平。

　　對於卡馬喬教練團隊3年內每年稅後450萬歐元的鉅額合同而言，足協不做任何成績約束確實適用“明顯違反等價有償原則”，但“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對方沒有經驗”的前提，放在足協隆重派出的歐洲選帥組身上，卻又是那樣矛盾。

　　“現在卡馬喬合同糾紛面臨着幾種解決方案，雙方達成一致是最好的結果，如果有原則性分歧，需要國際足聯專門的部門負責協調。但國際足聯不是審判和仲裁機構，沒有最終的裁定權，可能國際足聯的章程裏有‘強制仲裁’的加盟許可，但如果成員國不滿意的話，可以向國際體育仲裁機構進行申訴，仲裁的期限一般是3個月。”張笑世說，“各單項運動協會的疑難問題都是這樣操作的，而且國際體育仲裁院有推翻單項協會所做決定的先例，比如柔道運動員佟文，就是國際體育仲裁院判決國際柔聯尿檢無效，取消了對她的禁賽處罰。”

　　據記者瞭解，國際體育仲裁院在薩馬蘭奇時代成立，成立當初只是國際奧委會的下屬機構，1994年“獨立”後，總部仍設在瑞士洛桑，專門解決重大糾紛。目前，仲裁院中仲裁員達200餘人，其中中國籍仲裁員兩位，此二人均爲從事體育法學研究多年的專業律師，但由於合同糾紛尚未進入國際體育仲裁程序，律師並不願就此事發表看法。

　　鑑於保密原則，目前外界只知道卡馬喬工作合同有“使中國足球隊水平有明顯提高”這樣的表述，但這一表述實在過於模糊——不止一位法學專家告訴記者，這句話寬鬆得令人難以想象，根本無法成爲判斷卡馬喬工作成績的標準。

　　“開始有人說卡馬喬帶隊期間國足的FIFA排名一路下滑，證明卡馬喬沒有達到合同要求，但也有人反駁說國足已經有了進步，但亞洲對手進步比我們快，所以我們的名次反而下降了。”一位足協工作人員已經想明白了這個道理，“更何況我們今年的亞洲盃預選賽小組賽纔打一半，國家隊也還有出線機會，所以真沒辦法用國家隊的成績來壓卡馬喬的合同，說實話，如果不是對泰國隊那場出了意外，國家隊構成根本不會有任何變化。”

　　和高洪波時期的國足相比，卡式國足在衆多球迷心中並無“明顯提高”甚至“提高”。例如，憑藉熱身賽的優異表現，國足2010年FIFA排名穩定在80名上下，2011年高洪波被迫離任時國足排名高達69位，這也是國足自2006年跌出百名之後的最好成績，而上週卡馬喬律師與足協談判時，FIFA發佈的新一期排名顯示，國足再次跌到第100名。

　　只不過比賽錄像和專家會診、輿論判斷在合同面前均無法算作如山鐵證，本週代理主帥傅博重新召集國腳備戰本月底的東亞錦標賽，國足集訓名單已經與卡馬喬時期相差甚遠。

　　“我的任務是帶隊打好東亞錦標賽，所以選擇了最合適的隊員，當然有些隊員是因爲傷病原因缺席這次比賽。”敏感時期，傅博並不願過多介紹球隊情況，但集訓名單中只有9人名列“合肥慘敗”22人名單中，其餘13人無緣本次集訓，足夠說明問題。

　　勝算不大的中國足協雖然仍有“少花錢”的權利和義務，但反觀過去兩年卡馬喬對於國家隊的改造，更像是一次中國足球史上毫無意義可言的野蠻“強拆”，而動手者當然不只是年薪450萬歐元的西班牙教練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