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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代表著中國“運動之美”而成為旅美畫家王俊英筆下的“新四大美男”之一,劉翔再次登上了娛樂版的頭條。應和著不久前多家媒體對他是否會進入娛樂圈的猜測,“翔飛人”在民眾眼中的未來似乎與田徑場漸行漸遠。在不久前全田徑網站最新公布的世界排名中,劉翔世界排名的消失讓事態變得更加朦朧,但無論如何,劉翔正逐漸淡出已成為事實。而在同樣的榜單上,世界競走排名前5位中,中國運動員佔據了4席,這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田徑正在穩步進行的轉變。
“鞏固9個重點項目,在突出重點的同時,爭取其他項目的突破,帶動田徑運動整體提高。”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杜兆纔在接受筆者專訪時表示,在以2015年北京世界田徑錦標賽和2016年裡約奧運會為備戰目標的“1516計劃”的主要任務中,“110米欄依然是重點之一,而佔據3項重點的競走項目,已經成為中國田徑的主力軍。”
從“中國田徑第一人”徐永久在1983年實現了我國田徑世界冠軍零的突破後,1992年,在巴塞羅那奧運會上,陳躍玲又獲得女子10公裡競走冠軍,摘得了中國田徑在奧運會歷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了1995年,黎則文奪得第17屆世界杯競走賽20公裡競走冠軍,成為我國田徑史上的第一位男子世界冠軍……在中國田徑史上,競走多次書寫壯麗的篇章。此後,在中國“競走泰斗”王魁的帶領下,王妍和王麗萍等一批競走女將,在各級別賽事中屢創佳績,中國競走硬是“走”出了一個時代。
“王魁時代的競走是中國田徑的一面旗幟,競走創造的輝煌不可磨滅。我記得,劉宏宇還在1999年成了雙料冠軍。”曾任遼寧海校校長的杜兆纔向筆者回憶,王妍、王麗萍和劉宏宇均出自該校。但從2000年王麗萍獲得悉尼奧運會金牌後,中國競走連續12年與奧運會獎牌無緣,人們對競走項目失望至極,也因此激發了田管中心改革的決心,“為備戰倫敦奧運會,我們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引進來走出去’的同時,通過競賽賽制改革和梯隊建設擴大人纔群。”結果,在倫敦奧運會上,陳定一舉拿下男子20公裡競走金牌,中國競走也收獲了1金3銅這個足以創造歷史的佳績。
請外教是為了實現教練本土化
“內教好則用內教,如果內教水平還不夠高,則請外教。”杜兆纔所說的這個配備教練的基本原則,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落到了實處。那屆奧運會,中國田徑在家門口“顆粒無收”,競走也同樣延續著成績不佳的寒冬。從那時起,在“鳥巢”帶領意大利隊取得1金1銅的桑德羅·達米拉諾便進入了田管中心的視野,這位曾經指導運動員獲得過40枚世界級競走比賽的獎牌,其中包括5枚奧運金牌和6枚世錦賽金牌的意大利競走領軍人物,成為了中國競走史上的第一名外教。
達米拉諾剛上任便指出,中國選手在重大國際比賽中頻頻被罰的原因,與“小步高頻”的技術動作有關,而這恰是上世紀80年代“魔鬼教練”王魁讓中國競走曾經領先的要訣。“對競走歷史上的輝煌和王魁成功的道路加以總結和提煉,再融入外教帶來的新方法,我們逐步形成了對競走的新認識。”杜兆纔表示,這種對競走規律和特點的把握,層層滲透到協會和教練群,形成了訓練理念統一的更新。
培養出陳定的著名教練孫荔安向筆者證實了這種說法:“過去,很多教練急功近利,對運動員訓練的強度太高,渴望在短時間內出成績,所以造成了很多優秀人纔曇花一現的情況。而現在,無論是哪個層級的教練,訓練理念都朝著一個方向發展。比如,競走是純有氧項目,我們都一致以有氧耐力訓練為主。”他所說的這種“勁往一處使”,在體育社會學家、北京體育大學教授熊曉正看來,正是避免了其他田徑項目人纔“捉襟見肘”的主要原因,“在中國田徑的訓練中,很多教練掌握的都是具體經驗,人纔的挖掘得靠‘碰’,如果正好運動員適合這個教練的方法,則容易出成績,如果不適合,哪怕是天纔,也可能被埋沒。”
除了先進的訓練理念和真實的成績,桑德羅·達米拉諾還帶來了教練圈內良性的競爭與合作氛圍。
目前,國家競走隊分為國外組與國內組,國外組由達米拉諾帶領著王鎮、司天峰和劉虹等一批運動員,長期在意大利的邊境小鎮薩魯佐進行訓練,並且在歐洲各地參加一些比賽。而國內的運動員主要在孫荔安和張阜新的帶領下分成兩組進行訓練,同時,蔡澤林和李建波等運動員則跟隨高原組主教練沙應正在雲南接受高原訓練。沙應正對筆者說:“這種競爭有利於克服盲目訓練,原來的教練都是各帶各的徒弟,相互間缺少交流。但現在‘互通有無’,相互借助對方的先進理念來改善自身的不足,教練之間形成了一盤棋。”
杜兆纔同時表示,請外教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教練本土化,在借助外教之力提昇競走成績的同時,也為國內的教練建立國際交流的平臺,“想打造傳統優勢項目,教練纔是競技體育項目水平提昇的核心。”據他透露,一套突出專項培訓的“田徑教練培養體系和辦法”正在研究,一經正式推出,國內的田徑教練員就必須經過年度培訓和考核,合格者纔能具備協會組織的比賽報名資格。
走出去纔能躋身國際賽事平臺
杜兆纔一直相信,體育不是中國制造,要用開放的心態與國際接軌,纔能參與到國際競爭中去,“不要總在國內比來比去,這樣只會造成成績徘徊不前。協會正加大力度支持國家隊多到國際上參賽,也鼓勵省市隊積極參與到國際比賽中。目前,遼寧、廣東、上海和浙江等省份的國際交流比較多。”
“他們現在一瓶運動飲料的價格,夠我們原來買好幾斤白糖,那時候,吃白糖都困難。”沙應正回憶著從前。和他一樣,孫荔安和張阜新等一批現任教練都是運動員出身,在他們眼中,兩代運動員之間,不變的是拼搏精神。但從訓練和比賽的條件和保障方面來看,現在的運動員顯然要好得多。“原來當運動員時,一天的伙食費是1.5元,而現在則是一天60元。過去很少有機會到外地訓練,但現在可以根據季節的變化選擇適合訓練的地點。”孫荔安向筆者感慨道,“那些年,我們訓練得也很刻苦,但受條件的限制,很難達到很高的水平。”
除了走出國門,把國際賽事引入國內更為不易。目前,江蘇省的太倉舉辦了多項世界級的競走賽事,中國選手可以免除舟車勞頓、在“家門口”獲得積分。而更重要的,這是一個熟悉對手,掌握裁判判罰標准,甚至和裁判結識的機會把具有國際大賽執裁經驗的裁判請來檢驗選手的技術,讓裁判對中國選手更為熟悉,從而增加信任度,“畢竟競走是打分項目,裁判的判罰至關重要。”沙應正表示。
把競走經驗輻射到其他項目
雖然競走已經成為中國田徑的優勢項目,但在杜兆纔看來,距離將其打造成“中國的傳統優勢項目”的目標還比較遠,“競走項目的優勢還不穩定,雖然經過努力,在上個周期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但與乒乓球、羽毛球和跳水等傳統優勢項目相比,穩定性還不夠;而與傳統競走強國俄羅斯相比,實力的厚度差距還很大。”因此,“擴大人纔群”就成了為競走的未來投放的長線。
在杜兆纔的記憶中,原來競走的覆蓋面不大,現在,競走強省的覆蓋面都大大增加了。山東、雲南、廣東和遼寧等省的“總體實力和積累的厚度都不錯”;而過去人纔群不足的現象也有所改變,比如,在2009年的全國錦標賽上,女子成年組參賽只有20多人,青年組參賽只有8人,而現在成年組人數上昇到100多人,青年組也增加到幾十人。“我們通過競賽杠杆,在全運會中設置競走男團和女團項目,撬動了各省市。全運會與奧運會相結合,參賽人數自然翻了幾番。”
不同於劉翔的個人英雄色彩,競走的成功是集體發力的結果,甚至陳定在奧運會中奪冠,也更加具有男子競走整體突破的象征意義。杜兆纔將其歸因於競走項目特點的要求,“在長距離項目中,客觀因素和隊員的現場發揮等,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要求參賽的隊員實力相當,最好都具備奪牌的實力,纔能形成集團優勢。”而這一特點,相較於其他項目而言,對競走人纔的儲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對青少年的培養能夠比原來做得更好,能夠保障人纔層出不窮,關鍵在於我們擁有很多後備人纔基地。”孫荔安介紹說,目前的梯隊建設主要由馬上要成立的國青隊和已經成立的國少隊組成倫敦奧運周期開始時成立的國少隊,因小運動員有上文化課的需求,就按地域把他們集中起來進行訓練,訓練基地遍布內蒙古、山西、河北和雲南等地。
熊曉正認為,競走項目的集團優勢是根植於“把項目規律變成標准化體系,從青少年就開始培養,有助於運動員進入高水平階段後動作更加規范。”孫荔安說:“在全國比賽中出現了很多優秀的青少年運動員,他們今後肯定能超過陳定。相反,陳定在青少年時打下的基礎遠沒有現在的孩子好,等這撥孩子成長起來,我們國家的競走會變得更強。”
2015年國際田聯世錦賽將在北京舉行,這對中國田徑而言又是一場在“家門口”的征戰。杜兆纔透露,在保持競走和投擲等優勢項目穩中有昇的同時,尋找新焦點,如跳躍項群和4×100米接力將會成為本周期的重點。“跳躍項群的觀賞性和吸引力很大,我們曾經有過鄭鳳榮、倪志欽和朱建華等一批運動員創造的輝煌,今天我們想重拾這個信心。”他表示,已經“走”出成功經驗的競走項目,將為這些項群的重新崛起起到輻射作用,“希望到時候能有更多的田徑選手在‘鳥巢’給國人驚喜。”目前,跳躍項群和投擲項群正在借鑒競走“走出去請進來”的模式,外教陸續到崗,運動員也在參加各級別國際賽事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