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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正好一年……
2009年1月14日
南勇任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一職,謝亞龍調往中體產業公司任董事長。
2010年1月15日
足協綜合部辦公室接到體育總局電話,說晚上8點半開會,南勇楊一民一個都不能少,南楊二人各自開車到總局,結果剛一到那,迎接他們的不但有總局領導,還有瀋陽專案組8·25的民警們。
2011年1月16日
記者在北京尋覓南勇等人曾經的同事,請他們談“南勇被捕一週年”,因爲敏感,這個話題並不容易展開,於是通過“實名”和“匿名”兩種形式,南勇曾經的同事口述了他們的想法。
A
實名制
足協前官員馮劍明
在足協工作過的人士當中,馮劍明是有名的“大炮”,在職期間就敢和領導拍桌子。如今,這位已經退休的前足協官員雖然表示年紀大了,已經有些不適應大都市的嘈雜,但談到足球仍是充滿激情,針針見血。他也是此次採訪的足協(前)官員和工作人員中,唯一一個敢實名制的人物。
“馮大炮”憶南勇
被帶走前,他想到該幹實事了
“南勇案”發生在大馮退休前的最後一年,他的印象顯然是深刻的,他有些不平地說:“足協的公信力下降,我的名譽也受到了影響。”這位足協副祕書長被一些媒體評爲“足協六大好人”,和馬克堅、許放、郎效農、薛立、董華齊列,工作勤懇的他被認爲是“中國足協的替罪羊”。
教訓:監督機制缺位
Q:掃賭打黑一年以來,大家都說去年的聯賽是職業化以來最乾淨,您作爲一位曾經的足球管理機構的官員,怎麼看這個問題?
A:的確,掃賭打黑確實淨化了中國足球的空氣,至少現在應該沒有人敢於頂風作案。但是我們也看到,像足球圈子的醜聞,不僅僅是中國,賭球一類的事情,職業化程度那麼高的歐洲也有,這說明需要法規的完善。
我剛從足協退休,我想說管理機構的體制也需要改革。謝亞龍、南勇兩任足管中心主任被警方帶走,這對於足協而言是多大的警示?爲什麼他們會犯錯,不會有人天生就是壞人,就是因爲沒有監督
機制,會不會有下一個?你用怎麼樣的制度來防止下一個南勇的出現,這個是作爲中國足球的管理機構需要重視的。回顧:只集中不民主
Q:您能否透露一下,謝南兩任期內,你們的工作氛圍是怎麼樣的?
A:沒有什麼民主。長期以來,中國足協的決策大多是決策層小範圍作出的,並沒有向中層幹部和普通工作人員徵求意見。中國足協的工作,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對於一些決策,外界都在說這是領導的拍腦袋發明,就把足協上上下下罵了一遍。我們還覺得委屈呢,說白了,有些事我們事先並不知道。就像愛福克斯這個事情,我後來問謝亞龍,他說他也不清楚,都是南勇在搞……事後一看,的確就有問題。
影響:他是他我是我
Q:當時作爲足管中心一把手的南勇還有楊一民被帶走,對於您和您的同事有怎麼樣的影響麼?
A:當然有。那會兒我看報道,有很多媒體也秋後算賬,開始抨擊
足協,這個我是能夠理解的。但我看到有人寫“以南勇爲首的足協”,這個我就有意見了,他是他,我們其他人是我們其他人,他的那些事情不會和人說,我們也不會知道,這個不能混爲一談。我要說的是,中國足協大部分人還是好的,不能因爲發生一些問題,整個足協就垮掉了。
後來你們也知道,我被安排去黨校學習了,因爲有新的領導班子要整體植入。我就很火大,當時的會議上就拍桌子說,那些人做的事情給中國足球造成了這個狀況,爲什麼要所有的老的幹部一併都“連坐”?後來蔚少輝和李冬生進去了,外面更覺得我們都有問題。當時韋迪召集我們開會,說免去我校園足球辦公室主任一職,問我有什麼可說的。我說,這樣做對我們不負責任。
去年年底我退休了,對什麼官位啊都無所謂,但這是一個人個人名譽的問題,我怎麼給我的家人給我的兒女一個交代?現在我是想最起碼能對我有個交代吧,我現在退休了,我這一生該怎麼總結?這應該有一個說法,每個人都希望有個
圓滿的句號。評估:一個人才毀了
Q:南勇已經被帶走整整一年了,現在您怎麼評估這個人物?
A:我覺得評價一個人,也要客觀,不是說他犯了錯誤犯了罪,就全身都是惡的。他今年50歲吧,比我小一輪,他36歲時就成爲體育總局最年輕廳局級幹部,應該說也比較勤奮,算得上年輕有爲。我去年去延邊搞校園足球工作的時候,那兒的老鄉提到南勇,都覺得很惋惜,本來在家鄉口碑很好,那兒的人都說好好的一個人才,最後沒有經受住考驗。
現在看起來,不能說南勇完全就是個黑心的人。我還記得,去年年初的時候,他還和我很認真地說到過“我們的青少年足球工作,真是雷聲大雨點小,接下來我要好好抓一下。”我和他平時的關係一般,我想他沒必要在我面前演戲,來足協十幾年了,他也是個內行了。不過這話說了沒幾天,他就進去了,想起來我也覺得很有感慨,真是人到了末路,真的“其言也善”。
B
匿名制
足協一工作人員
一不小心,還是喊“南頭兒”
“南勇”、“謝亞龍”都是敏感詞,這是聯繫上足協官員和工作人員後得到的總結,他們總是以各種理由來避免談到這些人,理由比如“中國隊輸了,心情不好”“年終盤點中,正忙呢”……難得找到一位工作人員,他也是再三強調“絕對不能寫出我的名字”。
“要不是你提醒,我還真沒想起來,南勇已經被帶走一年了。”張君(化名)感嘆時間之快,而他在第一時間的表述是“南頭兒”,忽然發現有些不妥,“不好意思,說禿露嘴了,以前叫慣了,你要我一下子喊他的名字,那還真的不是那麼適應。”
張君感嘆,最後一次在足協看到南勇,感覺似乎還是前幾天的事情。
南勇是在去年1月15日晚上被警察帶走的,他所在的7樓辦公室平時工作人員都很少進去,張君看到他還是前一天的午飯時間。“那天11點半開飯後,他來得很準時,打了飯菜坐在餐桌前用餐。聽到身邊工作人員在談論去年亞洲盃預選賽馬上要和越南隊的比賽,也加入進來,但就是聽,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他這人在人前不怎麼說話。他平時脾氣不
錯,所以大家平時也不忌諱領導在身邊,照樣該說的說。後來說到國家隊的人選,南勇才插話,說都是高洪波的主意,自己想要推薦都沒戲,這話說得大家都樂了。但是沒想到,那場比賽還沒比,南頭兒……南勇就進去了。”
南勇被帶走後,足協成爲了調查組取證的重要地點,警察和檢察院先後進駐。“那時的工作環境,真的感覺很差。整天看着有人被找去談話,心裏總感覺很壓抑,當然工作還得做啊。後來我們倒也慢慢習慣了,反正他們查他們的,我們做我們的活兒,該配合配合,這是公民的義務唄。”
“你們管韋迪叫頭兒麼?”記者問。
“哪能呢!”張君說,“頭兒這個詞,聽上去多……怎麼說來着"江湖"吧。”原來,南勇,也就是他們眼中的“江湖最後一個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