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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1年『假B五鼠』出現的時候,中國足球界就有一次自我救贖的機會,但是各方都在找出一個龔建平作為黑哨代表後偃旗息鼓,也就有了現在這場針對足球行業各種不法行為的司法風暴。中國足球在邪路上可以不用走這麼遠,但是所謂的社會轉型和監管監督的薄弱,使其成了全行業墮落的典型。中國足球的問題,是行業發展、司法監管、輿論監督等方面不正常催生出來的。
僅僅就體育行業而言,足球問題並非個案,不過是因為項目成績太差而成為開刀目標。足球行業的黑暗腐敗,以往在媒體上不過偶現端倪,直到作為這個行業最高管理機構的高層紛紛身陷囹圄,方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人是生活在社會裡的,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牽扯其中的中國足球界人士,他們的墮落也是受到了來自各個層面的影響……
關鍵詞:體制 一個定位錯亂尷尬的管理機構南非世界杯的國際足聯大會上,現在還是以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名義在行使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和秘書長職權的韋迪,在政府是否應該乾預足球的問題上選擇了政府乾預。其實,韋迪的選擇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足協的狀況:一套班子兩塊牌子,行業協會卻拿著行政單位的架子和辦事方式風格。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足球開啟職業化改革,中國足協當時還只有協會這一塊牌子。後來當時的國家體委進行深化改革,成立了一系列項目管理中心,足管中心也是其中之一,中國足協也就一套班子掛上兩塊牌子。自從足管中心的牌子掛起來後,中國足協改革之初的協會管理體制就遭到了破壞,尤其是2000年閻世鐸接替王俊生擔任足協『一把手』後,足協的職能漸漸由中心取代,協會只是對外工作的名稱,而中心纔是足協所有工作人員最為看重的牌子。
強調自己是政府職能機構,中國足協纔有以行政方式向會員協會和各俱樂部發布命令的底氣。這樣的狀況使得中國足協隨著職業聯賽的發展,倒退回一個行政性質的機構。王俊生時代的中國足協,還具有行使行業管理職能的部分獨立權限,而到了閻世鐸時代後期尤其是實德等G7俱樂部逼宮時就成為了總局甚至是總局個別領導的執行機構。事事要請示,閻世鐸對此解釋為:『天塌了還有高個頂著。 』其實就是推卸責任,以上級旨意作為足協工作的准則。到了謝亞龍時代,中國足協基本上就成為了總局分管足球副局長崔大林的執行辦公室——中國足協內部工作人員,也戲稱自己是『崔辦』工作人員。奧運戰略、南北分區賽制,甚至現在的國奧打中超,種種荒唐想法和做法,都離不開中國足協的領導班子在貫徹執行上級領導意識中展現的聰明纔智。老想著出事會有高個來頂著,中國足協最近幾任班子都不求上進。班子成員大多也認為自己只要執行了上級指令,就平安無事。不真正關注中國足球的管理和發展,只是執行來自總局的指令,足協部分人士也就把心思放在為自己謀利益上。錯位的體制和尷尬的定位,使得中國足協及足球人士都有了胡作非為的精力。
關鍵詞:司法 一個缺乏監督機制的混亂領域1999年甲A聯賽最後一輪出現的渝沈案,當時就被媒體在報道中定性為『假球』。而比賽進行中觀看電視轉播的中國足協一把手王俊生第一反應也是『假球』,繼而足協組織了調查組,對當時的重慶寰島和沈陽海獅兩家俱樂部進行調查。由於中國足協的權限,渝沈案中的不少線索根本無法查證,尤其是兩家俱樂部一些敏感資金的流向問題,中國足協調查組是沒有權力查證的。最終雷聲大雨點小,兩家俱樂部分別被罰款20萬和40萬了事。
司法介入,在足球界向來雷聲大雨點小,除了這次『8·25風暴』。渝沈案最終不了了之就是缺乏司法介入,這一轟動全國的事件處理結果距離媒體和群眾的期望值太遙遠,也冷了很多人的心。2001年『假B五鼠』丑聞的調查和處理,幾乎就是一臺鬧劇,最終竟然只有龔建平一人受審並被判刑。而當時出現的各種揭發材料,都沒有得到重視和處理。像這次在『8·25風暴』裡落網的張健強,在『假B五鼠』丑聞爆發導致2001年年底那場打假風暴後,就被人把舉報材料貼到了龍潭湖丙三號偉圖大廈樓下。由於舉報材料是以大字報形式張貼在足協辦公樓門口,當時的中國足協一把手閻世鐸和張健強本人都不敢露面,只能安排其他工作人員下樓去勸散看熱鬧的人群並撕下了大字報。這場鬧劇雖然轟動,但是最終還是沒下文,張健強還是在中國足協繼續任職,直到今年2月份落網。
體育圈特別是足球界的問題被質疑出來後,司法介入往往沒有接口。甲A時代到中超時代,媒體上出現的所謂足球圈的潛規則、權錢交易、黑哨假球等等質疑是不少的,但就是看不到司法介入的跡象。媒體的報道和質疑,不是司法介入的理由和途徑,所以很長時間裡,包括足球在內的體育行業司法介入並不多——只有財務審計等活動查出了問題,纔有司法介入的可能性。而中國足協在深化改革中變身為足管中心後,財務大權都上交到總局預決算中心,只是公費財務這塊根本就不太可能在審計裡查出什麼問題。而除了公費財務,其他方面針對中國足協的法制監管,缺乏相應的長效機制,所以輿論長期以來質疑某些現象,但總看不到司法力量的強力介入和約束。
關鍵詞:外力 一個顛倒道德准則的墮落環境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大搞封建迷信活動,這樣的情況在中國足協是真實存在的。 2003年到2006年的國青、國少隊裡,經常都能看到領隊公開擺放佛像、播放誦經錄音,甚至隊伍還被要求在選定的『黃道吉時』出發到賽場。賽前,全隊要繞場走三圈,甚至還有人去拜球門。除了中國足協的工作人員,部分教練對於這樣的活動也是相當熱衷,只是沒有這般公開和猖狂罷了。足協工作人員的貪污腐敗和足球行業的黑暗,並非只是中國足球和中國體育這兩個層面的環境影響就能夠造成的。
最近三十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階段,也是人們觀念變化最大的時期。傳統觀念和道德標准在市場經濟發展中逐漸被拋棄,是非標准和價值取向都出現了混亂。 2007年女足世界杯時候發生的『竊聽門』事件,應該是新中國體育歷史上最大的丑聞,然而當事人事後竟然不以為恥,甚至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罰。 『竊聽門』事件的策劃者和執行人,至今還在中國足協任職。同樣是『竊聽門』丑聞的當事人之一,中國足協一名黨員乾部竟然在擔任青少年國字號隊伍領隊時大肆進行封建迷信活動。這也說明中國足協內部,早就是非不分,沒有正常的道德價值標准。這個集體和單位裡,早就已經沒有了正氣。
從改革之初的民主商議到最後的領導獨斷專行,中國足協的工作作風也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步步改變。王俊生時代的中國足協,每年舉行足球工作會議全行業進行足球發展工作研討並制定對策,在中國足協內部也是時常進行內部研討會議。務虛會,也是那時候開始出現的,為的就是中國足協在決策前在內部征求意見。而到了閻世鐸時候,以往每年一屆的足球工作會議在2001年年初深圳會議後就再也不開了,而且閻世鐸不顧大部分工作人員反對一意孤行暫停昇降級豪賭世界杯,對中國足球造成了惡劣深遠的影響。謝亞龍則乾脆不在足協內部舉行工作研究會議,而到南勇成為一把手時基本上領導班子獨自決策,而現在韋迪主政後這方面就更是江河日下了。最終的結果就是,整個中國足協和中國足球都在為此付出代價並承擔責任。
宗和秦媛
(責任編輯:王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