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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賈岩峰報道 老彼德離開中國已經有七年多了,離開前他執教的最後一支球隊是北京國安。要不是受累於接手卡洛斯爛攤子的影響,紅星大帥留給國安俱樂部的成績應該是值得稱道的。老彼德是迄今在中國執教過的洋帥中,先後帶過上海和北京兩大俱樂部唯一代表,所以,當2010年10月2日記者撥通他的電話,讓他談談北京足球的特殊氣質,他的講述格外有針對性。
《足球》:您當年到北京國安執教,是受到誰的邀請?
老彼德:提起當年放棄與申花續約,其實是我一時衝動做出的錯誤決定,當年上海的市長出面挽留我都沒能留住我的心,因為我當時被中國足壇一些陰暗面傷透了心。我覺得上海在中國雖然有很高的經濟地位,但是在足球方面,沒有受到最公正的待遇,所以我的心冷了。但是離開中國之後,我又非常想念在中國的日子,因為在中國我能夠受到最高的贊譽和最少的苛責,後來剛好國安俱樂部一直盛情邀請我,我就去了。
《足球》:還記得當時跟國安俱樂部領導見面時的情景嗎?他們對你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老彼德:當時我們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董事長李士林親自跟我商談了合同的細節,並且向我提出了一些要求,他們告訴了一個國安的目標,就是『永遠爭第一』,但是他又並沒有要求我必須拿到當年的第一名,只是希望我能夠把國安保持在一個強隊行列,能夠在聯賽排名前幾名的位置就可以了。當時我對於這樣的要求有些納悶,既然永遠爭第一是永遠的目標,為什麼又不要求我必須拿到第一,這不是有些矛盾嗎?我覺得,想要第一就直接說,首都的球隊都不想拿第一那還叫什麼首都的球隊。
《足球》:這是後來您自己先喊出了奪冠口號的原因吧?
老彼德:是的,我覺得北京國安俱樂部的高層其實一直都想拿到冠軍,但是他們又不想太張揚,總是壓抑著自己的想法,這樣的個性在隊員身上也能夠看到,他們很想一件事情,或者很想你做什麼,但是他們並不一定都直接說,要你自己去領悟,去體會。我覺得自己帶領紅星隊歐洲冠軍都拿過,我來中國也是為了要奪冠的,所以他們不敢喊奪冠,我敢。
《足球》:您覺得北京國安和上海申花的氣質有什麼不同?
老彼德:北京人天生有一種不服輸的精神,而且越是越到強敵就越是不服氣,他們可以輸給排名墊底的球隊,但是卻不能輸給申花、大連和魯能這些排名比自己靠前的隊伍。上海申花則相對來說比較理性,他們要憑借自身實力去擊敗對手,但是有時候每個人都想發揮到最好,卻反而會暴露很多劣勢,因為大家都太在意個人表現,這並不是說申花不好,但是在面對強敵的時候帶領兩隊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備戰方式。
在國安,你不需要任何刺激的話語他們也知道拼命,反而你要為他們減壓,讓他們不要為過分激動衝昏了頭腦,但是你要擔心他們會害怕會不拼,要引導他們如何理性地去拼。對於申花球員,你要讓他們更加勇敢,不要擔心自己的表現會給整體帶來什麼,要更加感性一些。國安球員需要你用感性的方式帶他們走向理性,如果只有理性,他們會覺得你不夠熱情或者不夠尊重他們。
《足球》:你覺得在您接手球隊的時候隊伍身上是否具有冠軍的氣質?
老彼德:當時隊伍真的缺少一種必須要做冠軍的氣質。這可能跟北京隊所在的環境有關,因為北京在中國的地位太特殊了,其他任何一支隊伍,想要揚名中國的話,都必須要有突出的成績,或者即便有了突出的成績,也依然不能跟北京首都的地位平行。所以,在當時以北京本土球員為主的北京國安隊裡,幾乎所有人都會有一種天生的驕傲感,同時又缺少足夠的危機感,他們非常容易抱團,喜歡集體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們又不完全知道如何把這種集體行為變成一種巨大的殺傷力。而作為一個好的教練,就是要順勢引導他們這些集體的凝聚力,讓好的方面發揮作用,同時又要避免他們團結起來跟你作對。
《足球》:您認為做北京國安的教練難?還是做上海申花的教練難?
老彼德:我覺得還是在國安工作更難,這並不是說國安俱樂部隊的人不好相處,而是北京這座城市特殊的地位,因為你的言行、你帶隊的風格和氣質,都應該與北京這座城市的風格和文化相符。
《足球》:說了這麼多,您覺得究竟什麼樣的教練更適合執教北京這支球隊?
老彼德:我只能說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想做北京國安的教練,首先得有足夠的霸氣,必須有能夠控制住所有人的信心和決心;其次必須有豐富的情感,在性格當中有跟北京球員個性相似的特點,在相處當中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太理性和太感性都不好。第三就是應該足夠圓滑,太聽話和太倔強都不適合在北京國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