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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和今年3月,中國足協先後在上級部門領導授意下出臺了南北分區賽制和國奧打中超的奇思妙想。這兩項措施都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媒體輿論都給予抨擊。不過,身為總局副局長的崔大林都站出來申明:這些都是中國足協自己的想法,和總局沒有關系。2007年那次南北分區賽制設想出臺後,謝亞龍等中國足協決策人士一再做當時中超委員會秘書長郎效農的工作,暗示這是上級領導的意見,必須按照要求制定南北分區賽制方案。最後,郎效農急了: 『要是領導的意見,就讓他們發文來,否則我不會做這個方案。』南北分區賽制的鬧劇,最後以郎效農直接上書崔大林反對而宣告結束;國奧打中超的方案最後也是郎效農協調成了部分中超隊伍利用聯賽間歇陪練國奧隊,避免了國奧隊直接參加中超聯賽帶來的衝擊。
南非世界杯的國際足聯大會上,現在還是以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名義在行使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和秘書長職權的韋迪,在政府是否應該乾預足球的問題上選擇了政府乾預。其實,韋迪的選擇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足協的狀況:一套班子兩塊牌子,行業協會卻拿著行政單位的架子和辦事方式風格。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足球開啟職業化改革,中國足協當時還只有協會這一塊牌子。後來當時的國家體委進行深化改革,成立了一系列項目管理中心,足管中心也是其中之一,中國足協也就一套班子掛上兩塊牌子。自從足管中心的牌子掛起來後,中國足協改革之初的協會管理體制就遭到了破壞,尤其是2000年閻世鐸接替王俊生擔任足協『一把手』後,足協的職能漸漸由中心取代,協會只是對外工作的名稱,而中心纔是足協所有工作人員最為看重的牌子——這塊牌子,也能讓足協各級工作人員有安全感和歸宿感,當然還有對外的權威感。
強調自己是政府職能機構,中國足協纔有以行政方式向會員協會和各俱樂部發布命令的底氣。這樣的狀況使得中國足協隨著職業聯賽的發展,倒退回一個行政性質的機構。王俊生時代的中國足協,還具有行使行業管理職能的部分獨立權限,而到了閻世鐸時代後期尤其是實德等G7俱樂部逼宮時就成為了總局甚至是總局個別領導的執行機構。事事要請示,閻世鐸對此解釋為:『天塌了還有高個頂著。』其實就是推卸責任,以上級旨意作為足協工作的准則。到了謝亞龍時代,中國足協基本上就成為了總局分管足球副局長崔大林的執行辦公室——中國足協內部工作人員,也戲稱自己是『崔辦』工作人員。奧運戰略、南北分區賽制,甚至現在的國奧打中超,種種荒唐想法和做法,都離不開中國足協的領導班子在貫徹執行上級領導意識中展現的聰明纔智。老想著出事會有高個來頂著,中國足協最近幾任班子都不求上進。班子成員大多也認為自己只要執行了上級指令,就平安無事。不真正關注中國足球的管理和發展,只是執行來自總局的指令,足協部分人士也就把心思放在為自己謀利益上。錯位的體制和尷尬的定位,使得中國足協及足球人士都有了胡作非為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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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賈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