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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社會的所有領域,動機各異的知識分子敢於公然向『政府』叫陣的,也就僅止於足球,由此不難證明,足球乃是當今中國最為開放的領域,而足協(暨國家體育總局足球管理中心),也是最為開明的一級『政府』。足協的施政名聲很差,最近又有成打的高官被捕,但這絲毫不影響上述結論。
足協的『開明』是被媒體訓練出來的,隸屬於廣州日報的《足球》報,是最早的『馴獸師』。這家發端於1980年代的中國首家足球專業報紙,當時有一個『辦野報』的鮮亮口號,這擺明了是不再像其他媒體那樣和光同塵,而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評判足協的言行。在當時的語境下,也許只有廣州或廣東,纔能容得下這樣定位的報紙。廣州或廣東,是『南方』的大本營,而『南方』,是一個號角,號召各類知識分子,對國家事業的興衰發出不羈的言談。『對社會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對國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責任』。《足球》報自嚴俊君始,歷任總編輯都恪守批評的本分。
足協的『開明』也是自作孽式的,正是它自己不斷為批評者提供炮彈。假如它能像近鄰日韓那樣,每屆世界杯都能進入決賽圈,媒體肯定會換一副巴結的面孔。即使不從,也有資格辦它。事實上,在2002世界杯前後,足協就乾過『一闊臉就變』的事。我2004年6月至2005年6月,曾任《足球》報編委兼國內部主任,那算是『後2002時代』,足協依靠韓日世界杯的餘威,還在動輒對媒體予以封殺。2004年是亞洲杯年,它決定不給《足球》發采訪證,而且嚴令國家隊上下接受我們的采訪。盡管旗下有李承鵬、趙震、姬宇陽、賈岩峰等諸員大將,但一樣急得編輯部像熱鍋上的螞蟻。這之後,隨著國家隊、國奧隊、國青隊、國少隊曠世罕有的敗績,足協還算不失道德感,不好意思再發什麼淫威,從而聽任媒體炮轟問責。
足協的態度構成了寫手的寫作律法。一方面置自己於懮國懮民的道德高地,一方面攀比著使用街頭或網絡粗話,對足協及其管理人員進行辱罵甚至人身攻擊,『腦殘』、『腦子被驢踢了』、『腦子進水了』、『TMD』,將整個輿論引入轟轟烈烈的自虐式『全民狂歡』。罵足協和捧快(超)女,是同一批人同一種動機下的兩種表現,一枚硬幣的正反面而已。剝去『天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會發現他們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吃人肥己。中國足球越搞越糟,這些人也是整個罪行鏈條中牟利的環節之一。跟南勇楊一民陸俊們的區別僅僅在於,尚未觸犯和已經觸犯了刑律,道德層面彼此難分伯仲。
足協的內戰外交,總能被一伙自認為真理在手的人,三下五除二,分析成『智商問題』,最近的一件是關於國奧打中甲或中超。以國外的社會經濟理論、普世的社會發展理論以及社會公平與程序正義,來反對這一動議,顯得很冠冕堂皇理直氣壯,但這種罔顧中國社會現實的叫喊,無論多高的分貝,都毫無意義。國奧打中甲或中超的爭論,其實不是在『對』與『錯』之間,而是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當今之世,幻想純粹的職業聯賽,充其量只是一個烏托邦的糟糕摹本。
還有人指責足協搞政績工程,卻有意忽略和遺漏下列事實:在中國,根本不存在不搞政績工程的領導。這顯然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問題。一個『無為而治』的人來領導足協,就跟一個不寫稿的記者一樣,三個月之後就是自動下崗的命運。重要的只是,官員的政績是否跟民願高度契合,足協追求2012年倫敦奧運會出線,至少不能算錯。『出線』足球並不那麼面目猙獰,它對『職業聯賽』的正面帶動作用,遠在其它各種途徑之上。對於媒體人來說,一個不容忘記的事實是,正是2001年十強賽和2002年世界杯,打造出了體育媒體的歷史高點,現在獨領風騷的《體壇周報》,單期發量262萬份的紀錄,正是誕生在十強賽期間。媒體的發行量意味著公眾的關注度。我個人最引以為豪的歷史,就是參與了2001年十強賽和2002年世界杯每一期《體壇周報》的制作。每一個通宵都那麼亢奮。
中國足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只有最現實的問題纔會成為決策者的議題。答案是:
一、以雷霆手段修復聯賽,清除害群之馬。足協已然或依然在做。
二、打造一次國奧或國家隊的大賽出線。2012倫敦近在眼前,又在新一屆領導的任期之內,無疑會成為著力的重心。
情勢很鬧,但卸下粉妝,每一個人都會露出世俗的本相,未必崔、韋就是最無慧眼的兩個。都明白電視臺靠『超女』贏得收視率的原理吧,要聳人聽聞,要嘩眾取寵,要刺激觀眾的神經。罵足協也是同樣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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