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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榮是好斗性格的典型。不僅是打比賽,生活中除了喝酒他不跟你爭,只要有輸贏,比如下棋、打牌,他都跟你爭個沒完。用到工作上,就是好勝不服輸,可以說是乒乓界60年代的典型。50年代的代表是容國團,意志品質非常頑強,不怕輸,不服輸,但容國團在生活中不像他這麼好勝,有時候也謙讓一些。我們這撥隊員裡,李富榮最小,個性也最鮮明。
我們倆都是從上海來的,開始他是在青年隊,1960年也進了國家隊,26屆的時候我們倆都報上了團體。對乒乓球運動員來說,打團體是第一目標,是最高榮譽,而且必須自己上場去打,不上場蹭個冠軍也沒意思。結果他報了名,但實力還稍微嫩一點,沒上場,如果我當時差一點的話他就上來了。那時候我也沒什麼成績,所以平時訓練的時候他把我當作一個較勁兒的目標,而我總感覺他稍微小孩兒一點,並沒有把他當作一個競爭對手,我有什麼意見就直接說。有一次把他說急眼了,開會的時候我給他提完意見,說了一句:『我要是幸災樂禍的話,我就不跟你說這些了。』這小子正在氣頭上,沒聽明白這話裡的意思,馬上回了我一句:『你可以幸災樂禍啊!』當時他還挺委屈的。
從這以後,我也知道了他的脾氣了,過分的玩笑和刺激人的話也不跟他說了。快五十年了,我們再也沒有紅過臉。
講到打球,任何時候他都要跟你較勁。平時在隊裡比賽,我一個是不要跟張燮林打,跟他打沒勁,他是長膠怪板,我不適應,外國人又沒有這種打法,所以我沒心思動腦筋琢磨這個,輸給他就輸給他了。第二個我不願意跟李富榮打,揪心,煩,他在場上死纏爛打,打得滿頭大汗,呼哧呼哧的,但再狼狽他也跟你纏著,一分一分跟你咬,咬得你頭皮都發癢,你即使把他贏了,他還是不服。這說明一個人的性格,就是不服輸不怕輸,說明他的意志品質頑強。26屆有一場單打,他與日本的『削球機器』澀谷五郎對陣,一上來就0比2落後,李富榮一看攻不了,他就搓,軟磨硬泡,最後3比2把人家搓贏了。他就是這種性格,不管場上多狼狽,我贏了就行了,我笑到最後了。
對澀谷這場球雖然贏了,對他刺激挺大的,教練說他要想再提高,一定要練好對付守球的功夫,從1961年到1963年,他拼命練『拉功』,一個動作每天要做成百上千遍,以後他對削球手從來沒有敗過。27屆世乒賽的時候,李富榮的整體實力比較成熟了,半決賽對西德隊拿了兩分。但到了決賽的時候,教練還是決定讓我上了。他一直憋著一股勁兒,就像一只老虎,餓了幾年,一直到28屆,終於出頭了,終於可以放開手腳猛衝狠打了,一上去氣勢就不一樣。男團決賽還是中國跟日本打,李富榮打的是2、6、9位置。第一場張燮林輸給了高橋,第二場他上去跟木村打,兩人是老對手,但在世界比賽中還是第一次交手,第一局李富榮16︰20落後,眼看木村再得一分就拿下了,李富榮連續發球得分和搶攻得分,居然連贏6分,反敗為勝。第二局木村以21︰15獲勝,到了決勝局李富榮左推右攻滿場飛,最終21︰16贏下來了。這場球我在後面看著都揪心,太遭罪了,這個決賽壓力太大,太困難了。那天決賽的場地還特別大,撿個球都累半死。
他打球的特點在當教練的時候也體現出來了,而且他的性格、思想、場上作風,又影響到了他的隊員和周圍的人,他最得意的兩個弟子郭躍華和蔡振華,都是在場上能拼能咬,韌勁兒特別足的人。
1979年35屆,中國隊在男團決賽中輸給了匈牙利隊,賽後一位南斯拉夫記者問李富榮:『中國隊什麼時候能把獎杯奪回來?』按李富榮的性格,他恨不得明天就重打一場。但他畢竟是快40歲的人了,學會了克制,回答得很含蓄:『匈牙利隊用了27年的時間重新奪到斯韋思林杯,這很不容易。我想,中國隊重新奪回斯韋思林杯。恐怕用不了27年。』
那次比賽,由於三個男子項目全部失利,國內輿論認為這是一次慘敗。群眾批評的來信不斷,有的言辭還相當尖刻,甚至還有給李富榮寄臭鞋墊的,說是獎給他的勛章,把他氣得手直發抖。但冷靜下來之後,他從全國各地的來信中汲取到了積極的鞭策力量,為了激勵自己,他特意把第35屆世乒賽男子團體頒獎的照片夾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裡面,發誓要把斯韋思林杯奪回來。我作為中國乒協主席,除了檢討工作沒有做好,也鄭重表示,兩年以後男隊不拿世界冠軍,我要主動辭職,以此激勵乒乓球界發憤努力。
他那麼好斗的一個人,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很有大局觀,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比如說他三次世界比賽都是單打亞軍,懂行的人都知道個中曲折,但是他自己從來不說,也不埋怨。我至少單項裡還拿過雙打冠軍,他是一個單項冠軍都沒有。到現在改革開放了,市場經濟了,別人恨不得整天在報紙電視臺披露內幕,也有人問到他你當年怎麼回事,他還是不怎麼說,他就覺得說這個沒意思,對於這一段歷史,我們都認了,當然我們也讓過,人家也讓過我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這一代運動員覺得不管誰拿冠軍,都是集體的榮譽,國家的榮譽。
到了28屆男單決賽,他到了場上是怕輸不掉。南斯拉夫的觀眾和新聞界有一個習慣,每次大型體育比賽,都認准一個大家最喜愛的明星,李富榮攻勢凌厲,作風頑強,小伙子長得也精神,就給他起了一個雅號:『美男子加轟炸機』,女孩子們都圍著他要簽名,有時候需要領隊和教練出面保駕纔能讓他脫身。再說,莊則棟已經拿了兩次冠軍了,人家不稀奇了,所以南斯拉夫的觀眾都向著李富榮。在場上,李富榮打得很放松,反倒是莊則棟有點緊張,後來放高球這小子有時候還打不著了。
我跟李富榮共事五十多年,除了年輕時候他紅過一次臉,一直配合得比較默契。1971年我當了男隊主教練,31屆世乒賽中國隊的團體陣容是以老帶新,有莊則棟、李富榮、李景光、郗恩庭、梁戈亮。那時李富榮快30歲了,腳也壞了,老受傷,打法也落後一點,但他自己不服的,他覺得自己和莊則棟還是主力。實際上我當教練的心裡很清楚這幾個人的情況,沒有把李富榮列進第一陣容,我當然不能說出來。當時軍管會裡有一個領導挺熱心,提前就跟他打招呼了,意思是你是老將了,這次比賽主要是帶帶新人。李富榮一聽心裡就火了,憋了一肚子氣。
比賽一開始我們也是用的梁戈亮,後來打法國隊梁戈亮發揮不好,輸給了塞克雷坦。按說年輕選手輸一場沒什麼,但我們對梁戈亮抱的期望比較大,『秘密武器』一開始就失靈了,隊裡頭也緊張了,接下去到底用還是不用啊。這是我當主教練以來,在世界比賽中遇到的第一個難題。
代表團領導和男隊教練連夜開會,也讓李富榮等幾位老將一起研究。李富榮發言的時候顯得有些激動,他先講了前面領導找他談話的情況,接著又說:『上新手,我可以理解。但同時也要讓我做好每場必上的准備!現在梁戈亮、郗恩庭都遇到了困難,我要是也松了勁兒,你們想換人也換不上去……』但他沒有得理不讓人,最後冷靜地表態說:『我認為下面的比賽。還是應該鼓勵梁戈亮上,不能以一場勝敗論英雄,要幫助他總結經驗。萬一他不行,我可以上!』這鏗鏘有力的一席話,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動,心裡也踏實了一些,最後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隊還是上梁戈亮。比賽中,李富榮還不斷地為梁戈亮鼓勁。這是李富榮對我初次擔任教練工作的一次有力支持。
我帶隊打了兩屆世乒賽,男團是一勝一負,32屆世乒賽之後隊伍就交給他了,我不管隊裡具體的事了。他治隊比較嚴,成績比我好,時間也比我長,在隊裡一直乾到1983年。我跟他合作基本上我抓大的,在技術發展方向這些大的原則問題上,很多觀點是我提出來的,但我是說了不做的,他是具體執行者,用行動和實踐積極支持。比如70年代初關於技術打法的大討論,1971年世界比賽回來以後,我牽頭說要豐富打法,討論怎麼學歐洲,當時反對的聲音很大,他就很支持我,而且自己去實驗,因為當時他是運動員,自己打了比賽是有體會的,知道不改不行。到了80年代,關於直板打法我也講了一些過頭話,我說直板再不改的話沒出路,總有一天要被淘汰。當時李富榮也不見得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但是他不會跟我爭,他能正確理解我的意思,而且踏踏實實親自去實踐,爭來爭去的有什麼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地方上就不一樣,就有人理解成,徐寅生已經講了直板沒出息,還打什麼?李富榮跟我的做法不同,他說話不像我那麼衝。後來我也總結過,他緩和一點,說了讓別人更容易接受。但是我不講不行的,不下重錘警示一下,大家在思想上不重視。李富榮作為最關鍵的執行者,他不跟你瞎爭,而是去實踐,直板後來確實發展了,從劉國梁開始就有了新東西了,證明我們的做法是對的。
後來他在訓練局當局長,我在國家體委,兩個人配合也挺好。他在訓練局要管8個項目,更宏觀一些了。我在國家體委抓競賽,但不可能抓得那麼細,像田徑裡又分幾十個小項,我哪記得住。他就比較專業,對各個項目很了解,包括成績多少,比我清楚多了。
這麼多年一起共事,兩個人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觀點都相同,但比較可貴的是,哪怕有不同看法,他也不會跟你對著乾,也沒聽他發過牢騷,而是去實踐一下。這種默契很不容易。當然我也一直比較尊重他,從來沒有說我的官比你大,你得聽我的,或者像檢查工作似的,給你說點什麼挑個刺兒。記得巴塞羅那奧運會的時候,我們倆都是副團長,團部安排我們兩個人住一個房間,合住肯定互相影響,我轉悠了一圈,一看有一個衛生間空著,我就搬到廁所去了。當時我也沒說,你過去;我搬的時候,他也沒說他去住。我也沒覺得怎麼樣,兩個人都睡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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