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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韋迪拿到足協掌門令後的第10天,第一篇韋迪專訪出現,《京華時報》記者孫永軍是第一個獲得專訪機會的記者。在韋迪上位後如陀螺般忙碌的9天裡,孫永軍一直死守著他,連韋迪都說『那小子太執著了』。第二天是韋迪上任後的首次媒體會,在他開頭20分鍾的發言裡,許多內容在孫永軍前天的專訪裡已經提到過。
停車場內守候韋迪1月22日知道『南下韋上』的消息時,孫永軍正在體育總局大門口,跟一些外地記者在神侃。報社體育部主任金文突然打來電話:新聞都播了,說韋迪上任了。孫永軍當時就『驚了』,雖然他前天下午聽到了些風聲,但沒有准信。
22日,孫永軍在足協等了一天,但韋迪從地下室走了。23日他繼續去等,韋迪依然通過地下停車場進入足協。孫永軍進不去,但打聽到了韋迪大概的停車位,所以在停車場電梯間的門外守著,『那幾天確實挺冷,地下停車場更冷。可我就不信碰不著他。』
下午6點30分,韋迪下樓,孫永軍和另一個山東媒體的記者躲在地下一層停車場電梯間的門後。可韋迪打不開地下車庫門。這時候,山東記者激動地大喊:『是!是韋迪!是他!』緊接著就用相機對著韋迪一頓撲閃。韋迪看這架勢,嚇了一跳,旋即離開。
孫永軍馬上給韋迪打電話,韋迪說:『看你這麼執著,過幾天,我給你個面對面采訪的機會,但得給我時間了解情況。』他擔心韋迪還沒走,所以在原地又多等了一個小時,確保無失。
多次聯系約定采訪從韋迪那句專訪承諾後,孫永軍就開始准備了,他多次跟體育部編輯畢磊以及體育部主任金文溝通。『我怕他哪天突然答應我了,我來不及。』
但事實並不像孫永軍所想的那樣。1月26日,他約韋迪,當時正在參加全國體育局長會議的韋迪表示這幾天很忙,沒辦法抽身,希望把專訪時間定在周末。1月29日是周五,他再次致電,韋迪無奈地說,周末行程已經排滿,建議周日下午5點再電話聯系。
但到了周日下午5點,韋迪的電話狀態一直是關機。『當時上火啊,火一下上來了,直接牙就開始疼。』後方的編輯也在等待他能否采到韋迪的確定消息,已判斷是否需要預留版面。『我想韋迪不會忽悠我。』孫永軍只能樂觀地猜想韋迪在廣州至北京的飛機上,或者他手機沒電了。
其間,他無數次撥打韋迪的號碼,但對方始終關機。終於在5點30分,他再次撥過去時,韋迪開機了。『當時很興奮,很激動。手有點抖,哈哈。』
電話采訪又喜又慌電話接通時,韋迪乘坐的飛機剛剛降落,他還未走出機艙。孫永軍聽出了他聲音中的疲憊:『今天實在太累了,而且晚上還約了人。』韋迪還說,『我當時只是答應你周日下午5點給我打電話,並沒有答應當天專訪。』
一個是精疲力竭,一個是沒有退路——版面已經為專訪預留出來了。孫永軍不敢想象如果錯過了這個機會會怎樣。
韋迪說先掛電話,下飛機後再給孫永軍撥回去。10分鍾後,電話如約而至,『電話聊吧,有什麼問什麼,實在是沒有時間面對面采訪。』孫永軍又喜又慌,准備的一堆問題只能挑著問。他當時開著免提提問,韋迪那頭聽得不甚清楚,斷斷續續地,韋迪就耐心地要求『你再說一遍』。
『咱們一直聯系著』孫永軍的錄音筆顯示,當天的采訪耗時35分鍾左右。
在韋迪上任後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之前,孫永軍和韋迪只見過一面,還是隔著停車場的玻璃門。在發布會上,孫永軍見到韋迪,於是自報家門,『我是《京華時報》孫永軍』。韋迪說,『小孫你好,咱們一直聯系著呢嘛。』
【對話孫永軍】認了個老鄉
記者:你覺得韋迪為什麼單單給你這個機會?要知道再過兩天就是媒體見面會了。是因為你的『死纏爛打』嗎?
孫永軍:我沒死纏爛打。我覺得原因就是,他當天承諾了給我一個面對面的采訪機會。所以之後我也不是要求專訪,而是約專訪時間。有個其他媒體的同行跟我說,韋迪死活不接受采訪,說等見面會再說。朋友轉述韋迪的話說,他這10天只接受了《京華時報》小孫的采訪:那小子太執著了,而且我也答應他了。
記者:韋迪由此認識你了吧?你們見過幾次面後,他知道你的名字的?
孫永軍:我第一次給他打電話時,就報上了家門,還給他發了短信,告訴他我叫什麼。後來,給他打電話,我還沒說喂呢,韋迪就先說『小孫啊……』我說,您記性太好了。他說,你這麼執著我當然記得。
記者:他好像是東北的,你們是老鄉?
孫永軍:他跟我說我們是老鄉。我說,網上關於他是哪兒的人有好多版本。韋迪說都錯了,我是牡丹江人,檔案上寫的籍貫是遼寧丹東。我說我是嫩江的,他說知道啊,那邊是屬於齊齊哈爾地區的,我以前去過那邊,咱們是老鄉。他說的話很專業,但偶爾帶著東北土話。
記者:他給你的感覺,是個什麼樣的人?
孫永軍:第一,我覺得是個東北人(他的口音到現在都沒有太多變化,我一聽就能聽出來是黑龍江的);第二,我覺得是個和善的人;第三,能為記者考慮的人;第四,思維清晰,有個人想法;第五,很雷厲風行;第六,信守諾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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