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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南勇失蹤到被確認接受調查,僅僅一天時間。
21日,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楊一民、原裁判委員會主任張建強被遼寧公安機關專案組依法傳訊消息獲得官方證實。
公安部進一步的消息顯示,為了查清『利用商業賄賂非法操縱國內足球聯賽和賭球的幾起重點案件』,南勇等人接受調查。
這是自去年以來,中國足球反賭系列案件中涉及層級最高的大案。在過去幾個月,中國足球反賭事件層層昇級。反賭鏈條也逐漸清晰:從球員、裁判、俱樂部老總再到足協官員,越來越多的可能涉案者浮出水面,也讓足球界令人瞠目結舌的利益鏈條浮出水面。
中國足協性質上雖然是一個民間機構,但其實際掌門班子與體育總局下設的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基本上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
南勇是中國足協副主席,但又是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這位扶正『中國足球掌門人』未滿一年的足球大腕,也是一位正廳級乾部。
但對於率先開啟職業化改革、厲行市場化運作長達18年的中國足球產業來說,或將由此打開一個巨大的缺口,尋找這些年市場失靈的種種癥結。
長期在中國足球前臺走秀、又在後臺頻頻施加影響的中國足協,長達多年的官商一體模式,已經衍生出了最壞的市場化以及最無效的管制樣本。
這是一張長期失控的物欲之網:巨大而誘惑的賭資、無穩定收入的球員、缺少投資回報的經營者,如今皆應聲落馬。
從北京夕照寺街東玖大廈7層,中國足協所在的辦公室往下俯看,起於18年前紅山口的『職業化』改革走到今日,是如何一步步扭曲,癥結未能尋找,污濁未能滌蕩,改革還將漫長等待。
『愛福克斯』之謎
南勇涉案或直接起於愛福克斯案。
不止一名足球圈人士告訴記者,廣為流傳的『愛福克斯』也許會揭開冰山一角。
『愛福克斯』(IPHOX),是一家英國網絡電話運營商,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下稱『中超聯賽』)2006年的冠名贊助商,當時雙方簽訂的冠名費總額是600萬歐元。
以廣告贊助支持聯賽運營,是各國職業足球運動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國,這一過程『幾乎沒有人搞得清楚』。
一位在中國足球協會甲A聯賽(下稱『甲A聯賽』)時期就擔任知名俱樂部市場總監的人士告訴記者。2003年,甲A聯賽昇格為中超聯賽,『也沒有太大的改變』。
2009年1月,中超聯賽有限公司(下稱『中超公司』)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起訴愛福克斯和中介代理方ACE公司。事由是自從2007年3月愛福克斯公司通過中介代理ACE向中超公司先支付60萬歐元之外,再未收到對方任何的款項。
對南勇不利的是,正是他代表中超公司與愛福克斯簽約。中超公司注冊成立於2006年4月14日,首任法人代表即為南勇。2009年,主管聯賽的楊一民接任法人代表。
根據中超聯賽章程,這家注冊資金200萬的股份公司,負責中超聯賽的市場開發運營。在公司的原始股權中,中國足協佔36%,其餘64%由參加中超聯賽的16家俱樂部平分,名義上,他們共同掌控這塊中國足球市場最黃金的資源。
『公司的一切運營都遵循《公司法》和股東確認的章程。』1月21日,公司總經理呂峰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說。呂峰同時確認,針對2010年聯賽的招商和日常經營工作仍在進行。『冠名商仍是倍耐力,但還有一些新的商務合作在洽談中。』
外界對公司運營卻爭議不止。『中超公司的格局裡,俱樂部並沒有多少話語權,一是持股太少,合計也達不到67%的否決底線;二是俱樂部並沒有人事權,中超公司的日常工作並未有俱樂部人員參與。』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足球記者說。
公司每年最大的進賬,即是類似『愛福克斯冠名』的聯賽贊助款項。但對贊助商的選擇、談判,往往由公司經營團隊陪同擔任法人代表的足協副主席出國考察決定。
『相關合同條款,都會傳真給股東審閱。』呂峰去年12月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此解釋公司決定冠名權時的程序。
《足球報》1月21日報道援引中超公司人士稱,與愛福克斯的整個談判過程是南勇具體負責,愛福克斯欠款後,南勇以其正在籌款為由,兩次在主席會議上建議推遲起訴。
『愛福克斯』是以中超公司為實體對聯賽冠名權的第一次開發,當時公司核心班底的,來自中國福特寶足球產業發展公司(下稱『福特寶公司』)經營二部的人員,該部門的負責人瞿郁明,亦成為中超公司首任總經理。
『福特寶』恩仇錄
瞿郁明陪同南勇進行了與『愛福克斯』的招商談判,但就在履行完一年工作合約後,瞿辭職而去,從此消失在足球圈。
記者通過上海市足協、瞿在申花和中超公司時期密切接觸的人士尋找,均未獲得瞿郁明的消息。
在『愛福克斯』之前,瞿郁明亦對中超聯賽的經營涉入頗深,由於中超公司尚未組建,2004年開始的中超聯賽,由足協下屬企業福特寶公司負責經營開發。甲A聯賽時期,瞿曾為上海申花俱樂部總經理郁知非的副手,為人低調。他2001年從申花去職,曾在遼寧俱樂部任總經理,爾後很快進入福特寶公司。
在中國足球市場上,福特寶是另一只盤踞的大鱷。福特寶公司注冊於1993年,據當時國家體委的批文,其目的為『推動足球市場化改革』。直至2009年改制,福特寶的賬面,始終是中國足球圈內的疑團。
福特寶成立時,甲A聯賽由世界知名的體育運營商國際管理集團(下稱IMG)負責推廣,據當時的中國區總裁王應勸回憶,頭五年甲A開發權的條件是『一年120萬美元承包費,以後每年20%遞增『的合同。』
福特寶在IMG手中獲取聯賽的廣告代理權,工商資料顯示,職業化早期,福特寶賬上不過幾十萬年營業額,1996年至2002年,年營業額從四五百萬增長到一千餘萬,增長明顯,其中主要增長源於對足球卡等產品的開發。
此時的甲A聯賽一片蓬勃。1998年底,IMG和中國足協的五年合同期滿,後五年的續約承包金提高了十倍,一年達到一億人民幣。然而,這卻是中國足球墜落軌跡的發端。
『前五年賺了多少,後五年就賠了多少。』王應權公開表示。2001年後,聯賽冠名經歷多次波折,2002年,足協要求備戰世界杯,聯賽球隊『只降不昇』,該年聯賽直播亦受到影響,當時的冠名商百事以違約為由與IMG解約。
中超聯賽開始後,足協欽定福特寶公司負責經營開發。2005年,福特寶沒有找到贊助商,聯賽被戲稱為『裸奔』。然後纔有了2006年孤注一擲的『愛福克斯』。前足協專職副主席曾公開稱,2005年,俱樂部分紅僅有50萬元,據記者了解,此後歷年的分紅也不過數百萬元。
獲得中超經營權後,福特寶公司營業額劇增,工商資料顯示,2003年至2005年,年營業額分別約為3420萬、6120萬、6453萬。但從注冊成立至今,福特寶的淨利潤水平始終在10餘萬的量級。這家公司並沒有大額對外投資,最多時不過100多人的團隊。
未盡的『市場化』
根據職業化後首任足協掌門人王俊生的說法,『8年聯賽(1994-2001),中國足球協會從國際管理集團共獲得3億元人民幣的收入。』
『2002年之前,拋開球票,大多數球隊靠賣自己的冠名廣告,球場的廣告位,一年也可以獲得上千萬收入。』上述甲A球隊的市場總監說,甲A聯賽十年間,足協沒有給俱樂部一筆明白賬。但僅僅一個『廣告效應』,已讓資本傾巢而出。
為了各自利益,俱樂部身後的出資人與足協曾展開數次博弈。福特寶這纔失去了對中超聯賽的掌控。
職業聯賽之初,一大批企業主投入到甲A、甲B聯賽中,甚至有人以購買俱樂部的『殼』,等待昇值。由於將球隊昇降級視作『最重要的廣告』,其間發生的假球、賭球問題,往往由此而生。10餘年前,名氣還不大的四川全興公司,每年能向球隊輸入數千萬資金。
『職業化』還沒有帶來產業回報
進入甲A聯賽後期,尤其中超啟動後,廣告效應的折扣和整個球市的萎靡,讓俱樂部投資者無法獲得想象的收益。『市場的低回報率,背後也有主管部門資源吞佔、過於看重國家隊成績的影響。』上海一位承擔政府體育經濟課題的學者告訴記者。
其時,各色的賭球集團進入大陸的步調也在加快。在此氛圍中,要求放開經營的聲音增多。
『中超聯賽啟動前後,俱樂部出資人和之前甲A聯賽前期時比已經輪換了大批,新的投資人對市場治理的要求和意識高很多。』一位地方足協人士認為,新興企業家在與足協溝通中,往往表現出對舊的『經管合一』體制的不滿。
2004年,在因北京國安俱樂部退賽而緊急召開的中超聯賽委員會工作會議上,投資人們並不就罷賽直接對話足協,反倒提出『中超委員會沒有審議預算報告』,『未見中超公司注冊』,『中超委員會委員缺失專家』等質疑。
國內豪門球隊大連實德的董事長徐明甚至提出『建設性方案』,共八份材料和五個附件,核心觀點是成立俱樂部聯盟自主經營聯賽,足協獲得聯賽分紅,但不介入具體經營。整場博弈被媒體稱為『中國足球的資本革命』。
足協當時給予了『繼續討論』的回饋,並在當年啟動了深化體制改革研討,『但最後沒有什麼明確結論』。上述地方足協人士說,此後因為奧運,改革步調還是謹慎。
直到2006年,中超公司終於組建,足協做出的最大讓步,是公司的收益分配不完全依照股權比例,前任專職副主席曾明確:『足協僅分紅10%,公司自身提取6%的代理費,俱樂部平分其餘84%。』
反對的聲音仍認為,足協對中超公司掌控,使商業資源集中。『比如足協2007年找金威啤酒做冠名商,根據條款,各個俱樂部都無法再在地方酒類品牌那裡拉到贊助。』上述市場總監說。
體制性潰敗
原本1月下旬召開的足代會將再次被無限期推遲已經毫無懸念。
足協官員接受調查的同時,多名俱樂部主教練紛紛落馬。上海申花主教練賈秀全於前日被檢察機關帶走,上海申花俱樂部也證實了這個信息。
中國足球也早已深陷規則破壞之後的不信任的僵局之中。實際上這種不信任在俱樂部與足協之間、足協俱樂部與裁判之間、甚至俱樂部與球員之間的信任關系已經被破壞得所剩無幾。
從目前公安機關公布的情況來看,廣藥、成都、青島的中甲俱樂部有買球賣球的罪證外,其他尚在調查審理之中。
從中國球員目前的收入入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一位長期跟蹤中國足球的體育記者向透露:『目前國內頂級的球員一年的薪酬也不會超過300萬,一般球員的薪酬僅僅也就幾十萬、十幾萬。』
較職業聯賽最火爆的時期相比,球員不滿足於目前的薪酬體系,因此在球場之外長期參與賭球,莊家甚至經常通過中介找到球員參與球場做假,球員在比賽結束後獲得暴利。
為何球員不選擇努力踢球,依靠轉會市場尋求好的俱樂部,繼而獲得更好的報酬?
這顯然同目前的轉會潛規則直接掛鉤。此前不少球員成為國腳之後,希望利用國家隊的身份提高自己的價碼。一旦俱樂部不同意為其增加工資,便會選擇轉會,而俱樂部在掛牌市場上的價格常常高達幾百萬,導致市場無人問津。選擇轉會的球員便在原球隊得到冷遇,職業生涯岌岌可危。
按照市場規則建立的職業比賽限制了人員流動,更加刺激了球員和教練的場外尋租。『中國足協作為監管者一直長期缺位,使得該現象長期得不到遏制。』太度體育總裁、國內知名體育專家朱小明表示。
2004年,足協掌門人謝亞龍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從中可以窺探出足協的邏輯,他將足球聯賽定位為『准公共產品』,並表示『聯賽屬於社會公益事業,是為全國人民服務的。』他認為足協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形成權力機構成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制衡。
『中國足協對地方足協缺乏約束力導致這種思路無法實施。』首都體育學院體育管理教授對記者說。
他認為,中國足協之所以長期出現不作為的原因在於自身的能力已經無法控制聯賽中早已超出正常違紀違規范疇的種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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