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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記得,是時任上海體委主任金永昌的一個電話,改變了我的命運,把我這個一直在外面打拼的上海人,拉回了上海足球的舞臺。
1993年,我在國家隊輔佐施拉普那,參加世界杯預選賽。比賽打完剛回到北京,金永昌就叫我趕快回一趟上海,商量上海足球的事情。
我當時並不知道可能接手上海隊,心裡反倒記掛著02少兒足球俱樂部。創辦自己的足球學校,是老那給我的啟發,他說德國有很多教練員、運動員,會利用業餘時間搞足球學校。
1993年是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啟動之年,而上海足球,走在了職業化改革的前列。我們成立了第一家職業足球俱樂部,我在競爭中幸運地成為申花隊主教練。
其實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多少與我的經歷有點關系。『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出線』,這個大家都知道了,我們預計6個隊單循環,拿6分就可以出線了,結果我們提前拿到了6分,卻受到了『西亞兄弟』的『圍攻』,逼著我們最後一輪和韓國隊搶一個出線名額。事後我經常想,這次失敗反倒對中國足球改革起到了推進作用,如果沒有吉隆坡的失利,可能職業化改革的步伐要推遲一些。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因禍得福』。
我參加過兩次競爭。前一次在昆明競爭國家隊主教練,我贏了,但因為吉隆坡的失利,這頂帽子無聲無息地被摘了。後一次和王後軍競爭申花隊主教練,可能是我提出的狠抓作風、管理、拼搶這些思路,更對俱樂部的胃口,我又贏了。
俱樂部剛成立,有一批上海隊老隊員不乾了,有人說他們是『七君子』。連續幾天不來訓練,我宣布:明天再不能按時報到的,不管什麼原因,卷鋪蓋走人!我對自己說,一支球隊沒有好的作風,沒有嚴明的紀律,是不可能打勝仗的。
後來我專門找了他們每個人談話,希望他們留下來。他們的態度還是可以的,但因為各自原因,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是離開了申花隊。訓練人數不夠,我就從青年隊調了幾個人上來,其中有謝暉、吳承瑛、張勇等。
我帶著一群娃娃兵開始了在申花隊的第一次創業。當時中國足球的核心問題是:一遇到逼搶凶狠、作風硬朗的球隊,我們的技術就不行了。我在吉隆坡的失利,也有這方面的教訓。於是改變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搶、前』,突出一個『搶』字。『搶』也是一種技術,是一種防守技術,和進攻技術一樣重要。後來我們提出『搶逼圍』,就是要下決心改變上海隊的『軟腳蟹』作風。
16年職業聯賽,我經歷過輝煌,也經歷過失敗。有時感覺身不由己,一直是被足球改革的浪潮推動著。但我常說,我們是職業聯賽的受益者,要懂得感恩。我創辦02俱樂部,創辦崇明基地,就是想為中國足球培養人纔,也探索職業足球俱樂部的中國模式。直到2002年再次執教申花隊,我還是覺得我們的隊員對『職業』兩個字理解不清,認識不深。不提高對職業的認識,『假賭黑』都來了,中國足球怎麼可能上去?
十年磨一劍,不敢試鋒芒;再磨十年劍,泰山不可擋。接下來我的計劃,還是按照東亞隊的節奏在走,爭取在政府的支持和關心下,吸引更多企業贊助,形成政府參與、企業贊助和社會資源三結合的新模式。東亞隊在『搶逼圍』的基礎上,增加了『接傳轉』,相信在職業環境好轉的大背景下,我們會取得新的成功,讓更多人關心足球,支持足球,以足球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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