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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青少年足球人口急劇萎縮,『足球苗子』成了各足校的爭奪對象。當年魯能足校在成立之初,在全國各地海選球員,崔鵬、周海濱等好苗子都是在付給教練一萬元『手續費』的情況下,很早就進入了魯能足球的後備體系。目前,山東魯能足校也是全國最好的足球學校,但依然面臨著很多困難。當年好歹還能提前下手,現在要找好苗子已經比找金礦還難,每年足協組織的U級聯賽或者梯隊集訓,一些俱樂部的專門人員會自發出現在球場周圍,他們神秘的身影已經成為俱樂部教練最恐怖的魅影。天津泰達俱樂部負責青訓的高飛說,『天津市94-95兩個年齡段總共只有24個孩子在踢球,不出去找怎麼行?要是下手晚了,梯隊連基本人數都湊不齊,怎麼能夠保證質量呢?』
從最多時的一千多所,到目前注冊在案的56所,足球學校的萎縮是中國足球市場下滑的一個縮影。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足校這種『青訓模式』從一開始就注定很失敗,因為它的逐利性太強,盈利模式很不健康,走到今天也成為了必然。
教練員培訓機制落後50年中國青少年球員培訓上的不力,其中肯定有教練員的責任。當年足校風行的時候,缺乏高質量的教練人纔就是最現實的制約。在中國足協的各級教練員培訓班中,最低級別的亞洲C級筆者也曾經參加過,讓人失望的是,主講的北體大老師,使用的理論教程還是大學《足球》課的基本理論。而其訓練方法和指導手段,還是上世紀50年代『蘇聯教材模式』的遺留產物,已落後了50年以上。
中國足球水平低,和足球科研及理論水平低也有直接的關系。這些老師經年累月到處傳播他們過時的足球理論,而現代足球發展和職業化聯賽推動的新足球戰術理論,卻始終與中國足球的現實背離。
在中國,一個職業球員在退役之後,上幾次教練員培訓班就可以匆匆上崗。系統的、先進的、符合現代足球發展需要的足球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對他們來說仿佛來自另一個星球。像朱廣滬等教練還懂些外語,可以不斷地搜羅歐美足球資料,觀看國外高水平錄像,並且利用出國比賽的機會向國外教練溝通請教。但是,絕大多數中國教練都是退役之後很快拿起教鞭,中甲甚至有好幾位還沒退役,就在隊中一邊當教練一邊當球員的。其實他們也渴望有真正的先進理念和知識來提高自己,但在目前這種滯後的教練員培訓機制下,他們只能自己摸索。
在日本,足協給高級教練員的培訓設置了很多專業的門檻。比如,要拿到職業球隊的上崗證書,教練員必須有60場以上J聯賽的現場考察經驗,30場以上歐洲頂級足球聯賽的現場考察和學習經驗。而要完成這些課程,沒有三到五年的實地考察和認真學習,是不可能的。當很多中國的職業球員或關系戶教練在很短時間內,輕松愜意地拿到高級教練員證書時,他們實際上距離真正的職業還很遠很遠。
而且在中國,足球學校本是專門培養足球人纔的基地,但卻框上了『先做人,後踢球』的條款。在生活中做人,在足球場上踢球,這應該是兩個並不矛盾的事情,但在中國足球後備人纔的培養過程中,『先做人』卻成了扼殺足球人纔的一個幫凶。一個孩子在3歲進幼兒園,7歲進小學然後到大學畢業,只是一個接受基本教育的過程,但『做人』這個問題卻是一個人終身修煉的事情。為什麼踢球之前要『先做人』?當初提出這個口號的人,是不是應該重新斟酌?
超齡泛濫,以大打小在馮劍明主政青少部的年代,當時中國足協手中還有足夠的經費維持基本運作。所以在贊助商阿迪達斯的幫助下,馮劍明手中每年約有1200萬元左右的經費,但這些錢主要用於各U級聯賽和國青隊、國少隊的基本花銷。如今的朱和元,每年手上能夠支配的費用已經縮減到只有600萬元,要做的事情還是這麼多,捉襟見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每年的U15、U17、U19聯賽,是足協青少部重點組織的賽事,也是工作的重點之一。還有國青和國少的備戰以及訓練,這些都是花錢的地方。比花錢更讓他們尷尬的事,是全國各年齡段的青少年球員正在日益匱乏,特別是受『奧運戰略』的影響,一些非重點年齡段已經出現嚴重的人纔斷層。
張寧目前負責U17國少隊和U14國少隊的組建和選拔,這兩個年齡段都是後繼乏人。當初張寧組建U17的時候,全國可供他選擇的適齡球員只有109人,而U14同樣是非奧年齡段,估計人數比109更少。孩子的出生有其正常的規律,但在足球領域中,為何出現奧運年齡段人數較多,而非奧年齡段卻人纔奇缺的怪異現象?其實道理很簡單,奧運年齡段和全國地方的全運會以及城運會年齡段基本契合,地方重視,所以動手早,抓得也緊,故而可選擇面相對較廣。
正是因為上述差異化的原因存在,所以超齡現象和『以大打小』現象屢禁不絕。很多孩子在踢球的最初,就在有意識的組織和煽動之下,由家長、教練和有關領導主導,修改了出生日期。比如1981-1984年出生的孩子,為了參加2008年奧運會,他們只能把年齡改到1985年之後。現在的這支國奧隊中,有幾個球員是超齡球員早就是公開的秘密。
按照國外的科學研究,球員虛報年齡造成的能力損耗有其客觀規律:比如虛報一年損耗30%,虛報三年損耗90%。這些超齡球員的存在,不僅嚴重影響同年齡組其他球員的生存空間,還給自己的職業生涯帶來了早衰的危險,也給中國足球的後備培養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在目前的中國足壇,超齡現象依然有很好的土壤。各俱樂部梯隊教練或青少年教練都有成績的壓力,他們的收入和球隊成績直接有關。正常情況下,基層青少年球隊的教練員工資在2000元左右,這樣的收入很難讓教練員安心於教球。因為職業隊梯隊教練員的收入在5000元左右,而職業隊一線隊助理教練的月收入在3萬至5萬,主教練就更不用說了。因此,這些基層教練有原始的金錢動力推動他們去做不好的事情,比如鼓動球員去修改年齡,這樣可以保證球隊有好的成績,而他本人可以獲得承認並得到晉級職業隊的機會。而如果他昇遷無門,則會去主動克扣運動員的微薄收入,向孩子家長收受灰色收入,這也是造成目前整個青少年球員培養『不乾淨、不透明、不穩定、不積極』的深層次原因。
足球政策的朝令夕改對於很多執行者來說,長官意志的朝令夕改是最令其頭疼的事情。青少年培養為何一直存在嚴重的不足,和中國足協掌舵人的不穩定,以及政策的反復搖擺有很直接的關系。
『青少部一度屬於技術部管理,現在又被納入其他部門。從王俊生時代開始,青少年培養就是一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冷門區域,就像現在,青少部主任朱和元又被調到中國女足擔任領隊,這都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也充分說明了這個部門在足協系統中的地位。作為下面乾活的人,最頭疼的就是無所適從:王俊生時代一套,閻世鐸上任再來一套,謝亞龍現在再來整一出,各位領導思想不統一,做法也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足協朝令夕改,地方協會也會不斷變來變去,搞得像現在就是真正的四不像!』一位青少部官員直言不諱地向記者指出,足協在青少年培訓問題上的最大弊端。
『其實每一個足球主管領導,都想搞好青少年這個環節,但現實中的困難太多。還有一點,他們都不是真正的專家,而且缺乏實踐經驗。在上任之後不久,他們就都想否定前任的一些做法,然後推倒重來。可誰都知道,青少年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成纔時間長,而且投入大見效慢,回報率也不高。當領導們被其他事情纏身之後,這一塊就再次成為了死角。』
對於中國足球的希望工程,各個時代的領導都給了特殊的重視,但最終結果都與這位足協官員的話語不謀而合。王俊生時代設計了一個『十年規劃』,並且有計劃地將健力寶以整隊的方式送到巴西培訓。這批孩子是為了完成2000年奧運會的衝擊,而後是2002年及2006年兩屆世界杯的衝擊任務。但『健力寶模式』很快就證明很失敗,不僅成材率低,成績也乏善可陳。
閻世鐸上任之後,曾經和教育部聯合要搞『固本培元』的青訓工程,當時還給全國的八個足球大區劃撥了800萬經費,但承諾給教育系統的200萬啟動資金卻遲遲沒有兌現,這也導致了『體教結合』足球青訓模式的夭折。
謝亞龍上任之後,意識到足球學校和俱樂部培養的方式,將極大地動搖中國足球未來發展的根基。所以最近幾個月傳出消息,他准備采用的方式,是和體育局以及下屬行業協會協商,讓地方重走專業化足球的體制,重新建立地方的城運會和全運會梯隊。這個做法唯一的好處,只能是保證中國足球的後備人纔不至於枯竭,為未來留下一些希望的火種,但從長遠看,這顯然是體制上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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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的這些謝亞龍們能不知道嗎?問題是4年任期的收益最大化不在這裏,要升官的臺階不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