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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各有各的特點,也都能適應各自的國情。很少有像中國這樣,教育局和體育局兩套完全獨立的系統,自主地各自培養自己的後備人纔。教育系統的主要工作,是讓青少年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常規教育;而體育系統則是為國家培養體育高精尖人纔。但在市場經濟繁榮和國力強盛的今天,國家已經不再需要單純的體育人纔,所以把體育系統的人纔培養納入到教育系統中,真正實現『體教結合』,纔是未來中國足球甚至是中國體育發展的必由之路。
老帥金志揚在大學裡創造的『北理工模式』是一種創舉,但目前還屬於個別現象。而且要把這種模式的年齡段降低到初中甚至小學,纔能真正帶動足球基礎人纔的培養,但這個系統工程的建立絕非一日之功。
『高門檻高投入』與『低質量低回報』在足校盛行的時代,一個孩子家長每年要承擔的培訓費用一般在3萬元左右(2萬學費,1萬生活費)。假如一個孩子從10歲開始踢球,到18歲進入一隊,並且開始掙錢有職業收入,那也至少需要25萬左右的基本投入。這和社會上其他培訓行業的學費門檻相比,也許不高,但相比於普通接受教育的孩子,這個門檻就有些高不可攀。
更嚴重的問題是,孩子從10歲學球到18歲成年,被淘汰的幾率在90%以上,真正能進入職業足壇掙錢揚名的孩子鳳毛麟角。當孩子的家長意識到這個『投資風險』時,稍有責任心的父母都會退縮。
職業聯賽最初幾年球市紅火,球員被尊為『城市英雄』,名利雙收,特別是高額收入刺激了很多家長投資的熱情。這種家長望子成龍的逐利性,從古至今都很盛行,但足球學校的泛濫和高門檻,很快讓足球這個行業在青少年時代變成了一項『富人運動』。一些有錢的家長為了孩子踢球一擲千金,而自己卻過著拮據的生活。
送寶貝女兒張倩文在中國足校練球的張先生,女兒五年學球總的花銷是20萬,其中有5萬是入學時學校要求交納的『建校費』。而他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乾部,為了孩子踢球最終下海經商。讓他哭笑不得的是,女兒在成材後的擇業現在成了大問題,如果踢足球,女足隊員平均收入是1500元,如果去乾別的,孩子又沒有其他特長。
據權威部門統計,目前中國大學生一年的學費平均是5000元左右,加上住宿和其他生活費,孩子上大學一年的花費在10000元左右。如果單從教育的家庭成本角度考量,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年平均純收入和農民年平均純收入分別是9422元和2936元,以此計算,供養一個四年制的大學本科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純收入。而『足球學生』每年的費用是大學生的兩至三倍,在校時間一般為5至7年。以平均在校時間6年計,供養一個中專畢業的足校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10.5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34年的純收入。
而日本,一個家庭月收入平均在38萬日元左右,相當於人民幣2.5萬元;歐洲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家庭月收入在2500歐元左右,也相當於人民幣2.5萬元。日本孩子在足球俱樂部接受培訓和專業指導,每個月繳納給俱樂部的花費是5000日元,相當於人民幣330元,而且俱樂部還在每次訓練後給孩子免費配送一瓶牛奶;歐洲孩子到俱樂部培訓足球的費用也很低廉,以意大利為例,業餘足球俱樂部一般有政府經費支持,這屬於社會福利的性質,政府支持孩子多去『參與體驗』而不是接受『培訓』。他們大約每年花費140歐元左右的培訓費(這是意大利的標准,國與國之間很多差異),就可以得到相當正規的足球啟蒙教育和基礎訓練,而且同時能得到相當於同價值的正規裝備一套。
用這些數據對照中國的家庭,就會很容易得出結論:中國孩子踢足球成本高,代價大,投資時間長,投入與產出比例極不協調。一句話,在中國讓孩子學足球是要冒巨大風險的。
從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以及非洲、歐洲職業球員的組成和比例來看,成長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踢球成材的幾率,遠遠高於中產和高產階級。中國不缺少先天的青少年資源,但低收入家庭孩子卻很難接受正規的足球教育和培訓。目前很多混跡於各俱樂部梯隊的後備球員中,一直存在著關系戶,他們的踢球天賦不高,只能算是『准職業球員』,因為有良好的社會關系纔得以在俱樂部生存。而大批刻苦努力又具備相當資質和天賦的足球人纔,卻早早就被阻擋在高門檻之外。
足球學校,必然的失敗模式地處秦皇島的中國足球學校,成立於1994年5月8日,和訓練基地是一個實體,原則上歸總局和足管中心(足協)雙重領導,王俊生時代足協每年提供經費支持(4年500萬元)。1992年,當時的國家體委為了落實鄧小平同志『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指示,決定利用秦皇島訓練基地興辦一所兼文化學習和訓練、具有中等專業教育水平的足球學校。目前,該校已經和北京體育大學聯辦足球學院,合格畢業生可以拿到北京體育大學的學士文憑。
創建中國足校的另一個時代背景是,中國足球隊屢戰屢敗(國家隊當時剛剛經歷伊爾比德慘敗無緣世界杯,國奧則兵敗吉隆坡),輿論認為中國球員文化水平低,理解力不夠。而中國足校就是要培養高素質的足球運動員,當時,以國家體委副主任身份兼任中國足協主席的袁偉民明確指示,『中國足球學校要辦成培養優秀後備人纔的基地,要成為足球訓練、競賽、管理人纔的培訓中心,要成為足球理論、科研和學術交流的中心。中國足球學校要出人纔、出成果、出效益。』
從時間的推移和實際效果來看,中國足球學校並沒有完成當初制定的一系列目標,『出路難尋』和成纔率低,成為制約其良性發展的瓶頸。實際上,一所足球學校能給中國足球作的貢獻並不會太大。已經成為職業聯賽精英的郜林、黃博文、王珂等人,是中國足校的頂尖產品,但更多來此培訓的青少年並沒有好的歸宿。
退一步說,秦皇島中國足校的例子其實並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為該校掛靠中國足協和國家體育局,有很多得天獨厚的條件,而其他許多地方體育局和足協辦的足校,以及一些純民營性質的足校,完全沒有這些優惠。秦皇島中國足校現在只能勉強維持生計,據說2008年的招生全國只有二十幾個孩子前來選拔。其他地方的足校,生存狀況可想而知。
與足校並行的是各中超中甲俱樂部的梯隊,它們很多時候也是各自省市的青年隊。當年閻世鐸為中超制定的准入門檻中,就有梯隊一說。目前,中國俱樂部一般在14歲左右組建梯隊,參加中國足協組織的U15聯賽,這是中國足協的硬性指標。
但是,在俱樂部看來,這卻是一門不折不扣的『賠本生意』:組建一支30人左右的梯隊,正常情況下要花費100萬左右,而一支梯隊每年的基本運作費用,則需要200萬,到他們19歲左右梯隊解散,俱樂部需要花費800萬左右的總投入。而從現實的成材率來看,一支梯隊到U19二線隊,能夠給俱樂部一線隊提供的合格球員不超過5%,也就是2至3名球員能夠基本合格,其他球員必須要被遣散或者作其他安置。這些被淘汰的球員不僅是價格低廉,還不具備足球之外的其他技藝,既給社會和家庭增加了負擔,還讓俱樂部賠了一筆。
按照投入和產出的實惠考慮,培養後備球員,當下最合算的做法依然是直接購買。在中國足壇20歲以下的球員中,除了極個別極富天賦和纔華的好苗子,大多數也就是10萬元以內,購買10個也纔100萬,這樣的方式當然最讓俱樂部喜歡。北京國安俱樂部在青訓環節一直被人詬病,由於種種原因,北京籍孩子踢球人數越來越少,俱樂部雖然組建了U級梯隊,但每支30人左右的球隊,北京籍孩子都沒有超過5人。目前活躍在一線隊的黃博文、閆相闖等年輕球員,都不是北京人。已經有人預測,一旦一線隊的『國安四少』某一天退役,北京國安的主力陣容中,也許將沒有一個北京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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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的這些謝亞龍們能不知道嗎?問題是4年任期的收益最大化不在這裏,要升官的臺階不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