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8日，科威特國奧隊主教練福拉多，和中國國奧隊主教練杜伊科維奇在多哈亞運村的新聞中心坐在了一起，兩個塞爾維亞人在那裡喝起了咖啡，聊起了革命老歌和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福拉多還關切地問起國奧隊中連魯球員的情況，他關心的是隊裡有幾個他在大連隊時的弟子，又有幾個圖拔的弟子。最後，兩個老朋友還許下願望：2008年，福拉多、杜伊以及齊瓦蒂諾維奇(其時正要接手金德隊)，我們三劍客將會在北京團聚。

　　杜伊和福拉多沒有想到，十個月後，他們偶然許下的願望竟然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實現了。只不過齊瓦未能挺到現在，而杜伊和福拉多這對老友，要共同迎接著命運帶給他們的機遇和挑戰。2008年5月28日，即將出征的杜伊，不願意過多地談及『刷卡』的豪言壯語，而是不斷地感慨命運的無常，『一年半前，沒有人想到，我們會以這樣的身份重回多哈。』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中國足協向杜伊拋出橄欖枝以前，卡塔爾足協就已經跟杜伊接洽過了，他們願意用百萬美金的年薪加上豐厚的贏球獎金來聘請杜伊做他們國家隊的主教練。但是杜伊很快就回絕了卡塔爾人的『好意』，一個是因為卡塔爾的國家沒有職業聯賽作為基礎、也不具備像非洲大陸那樣遍地球星的人纔寶庫，加上卡塔爾足協希望杜伊率隊打亞洲杯和南非世界杯預選賽，考慮到任務重而過程太漫長，而且西亞炒教練特別隨便，所以杜伊硬是放棄了一個幾百萬的合同而寧願來到中國來接受挑戰。

　　這段往事記者還是從卡塔爾國家隊前守門員教練波黑人杜加利奇那裡知道的，後來記者向杜伊求證過此事，杜伊微微一笑很淡然地說道：『都過去的事情了，我早就不記得了。』但有趣的是，當中國國奧隊在那次亞運會上兩度遭遇紅牌，並且10打11被伊朗隊悲壯地淘汰出局後，賽後好不容易平靜的杜伊還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這不是衝著中國隊的，這是衝我來的！我知道為什麼！』

　　盡管多哈給杜伊的第一份禮物就是『兩張紅牌』和止步八強，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杜伊對那裡沒有好印象。多哈，總的來說，對於杜伊執教中國國奧的工作進展還是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的。在出征多哈亞運會前人們對於杜伊還是抱著審視甚至懷疑的目光，但是三場小組賽打下來後，所有媒體和球迷都喜歡上了這個身材發福，沈默寡言但是又不乏激情四射的塞爾維亞老頭兒。可以說杜伊是在多哈確立了自己在國奧隊乃至中國足壇的地位，他在那裡給中國足壇上下打了一劑強心針，所以他沒有辦法去說他討厭卡塔爾，討厭多哈。

　　杜伊的首度多哈之旅大約在20天左右，在那20天當中，跟他進行語言交流最多的其實不是隊員，而是福拉多。去過亞運會的記者都知道，由於亞運會組委會對於運動員村的入住人數嚴格控制，因此國奧隊六個人的教練組只留下了杜伊和區楚良兩個人，區楚良在日常訓練中經常扮演兩種角色———守門員教練和臨時翻譯。一旦訓練結束後，杜伊更多的時間是獨處。亞運村裡甚至連固定電話都沒有，杜伊跟家人溝通很不便利，這對於初到中國執教的他來說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是一種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