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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猝死,我本來准備靜下心來好好看看那些比我們活得好的人是怎麼踢球的。沒想到妙紅同學來個短信,說今天要為敬愛的國足開個『追悼會』,歌頌、批判、甚至惡毒的攻擊都可以成為悼詞。
而我知道,天下文章沒有比為中國足球寫悼詞更容易了。
三年前阿裡·哈恩兵敗,馬德興老師洋洋灑灑地寫了部《球殤》,我沒仔細拜讀,但我注意到其中的導言有語:『我不是在為阿裡·哈恩和他所率領的「漢家軍」的失敗作一次辯護,而是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足球人對中國足球的一種思考。』
中國足球從來都不缺少思考,更不缺少失敗之後的反思,如果阿裡·哈恩之死可以寫一部球殤,長期跟蹤國家隊的馬老師大體可以寫出《球殤1》《球殤2》……《球殤N》的。能殤N次,說明N次的反思沒有任何鳥用,這是中國足球的悲劇,還是思考者的悲劇?
中國足球早就是個國人發泄的靶子了,我添不添一槍無所謂。事實上,我想說的是,這個靶子有些空泛,有些模糊,以至於我們舉槍的手仿佛瞎子摸象。
慘敗給烏茲別克後,謝掌門說,『球員有球員的責任,教練有教練的責任,足協有足協的責任。』我還可以幫他加一句——『輿論有輿論的責任』。可是,那是怎樣的責任,怎麼負?難道朱廣滬在苟延殘喘了近三年後終於不甘心地『撒手人寰』是一種負責任?
我們能看見也就是朱廣滬下課了。然後,生活繼續,李瑋峰仍然端著肩膀踢球,謝亞龍仍然冷不丁地朗誦一兩首古詩……一個月或者半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後,像放一部老片一樣,我們用紅地毯迎來下一位哈恩或者朱廣滬,然後等著他被各種方式絆倒,然後我們蜂擁上去踩上兩腳。
生活已然安寧祥和。
很多年前,馬克思曾無比驚詫於亞洲各國雖然不斷重建、不斷改朝換代,但亞細亞的社會結構卻有種與此截然相反的穩定性,他後來提出了一個概念叫『亞細亞生產方式』,認為這種勞動密集、效率低下的生產方式是導致這種社會落後而穩定的根本原因。
在尋找中國足球的罪人時,比較靠譜的答案是——中國足球的體制是『原罪』。但是有誰能告訴我,中國足球的體制到底是什麼?真的是所謂的『行政足球』、『出線足球』所能解釋的嗎?哪個踢球的球隊不要成績,不要出線?阿根廷踢那麼好沒拿到美洲杯不也要死要活的,普拉蒂尼不也是靠踢球踢成了歐足聯主席嗎?
所以我說,我找不到靶子。
我比較同意黃健翔『中國足球是中國社會的縮影』的說法,他認為中國足球不可逃遁的失敗命運源於『中國化生存』。
套用馬克思的概念,中國足球落後卻又穩定的根本在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縮影的足球存在有足球的『亞細亞生產方式』。
黃健翔說,改變中國足球的落後只有改變足球的『中國化生存』,這很像一個烏托邦。
朱氏已去,按照歷史的規律,接下來一定是選洋帥了。倘若這個洋帥如馬克思所言:『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那麼這個洋帥之於中國足球,其實跟本土教練沒有區別,阿裡·哈恩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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