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題：教練之於球隊，無異於心臟之於人體，他們是球隊的中樞神經。然而中國的足球教練，卻經常性心肌梗塞(突然下課)或心力衰竭(被迫下課，XXX的犧牲品)。

　　中國足球先天發育不良，這勿庸置疑。隨之誕生的球員及其指揮官，教練，無疑也是這種不良產物的附屬品。其質量是原始的、初級的、底下的。但是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主教練的崗位是足球圈形形色色角色中競爭最爲慘烈的，主力能有11人，俱樂部和足協的管理者也可以有更多的形式和官銜填充職位，唯獨一個隊的主教練只有一個，但權力顯然沒有俱樂部的高層官員更高，在特殊的環境下甚至帥位牽連於球隊的主力隊員。因此，一旦球隊成績下滑得很厲害，主教練的位置無疑是最容易更迭的。城頭變幻大王旗，可憐的教練們成爲俱樂部複雜的權利鬥爭的犧牲品。

　　職業聯賽最初的幾年間，各隊都是由土帥把持大權。其間也涌現了爲人們所津津樂道的著名土帥，有些至今屹立不倒，其中名氣和能力最大當數名噪一時的南根寶(徐根寶)北諸葛(金志揚)。他們率先提出的富有理論基礎依據的足球戰術理念“搶、逼、圍”和“小、快、靈”在當時足壇頗富引領革命性的象徵意義。還有很多能回憶得起來的著名土帥：山東鐵蛋殷鐵生，遼足不倒王洪禮，成都大話陳亦明，雲南教父戚務生，深圳鼻祖朱廣滬。。。形成當時中國足壇蔚爲壯觀的百帥爭鳴的情景。毫無疑問，他們是有自己的一套足球理論和業務能力的。但是放在中國足球整體大環境下，他們不得不爲球隊的管理和監督付出原本屬於俱樂部管理範疇的工作辛勞，這種“僭越”式的執教特色也爲他們的執教附着上暗藏未來的微機。

　　於是，形形色色的下課涌現出來，成績的下滑把所有的矛頭直指主教練們，一時間，能力、關係、所有矛盾的源頭，似乎罪魁禍首都是主教練們的錯。他們成就了隊員與俱樂部互相或相互權力鬥爭的替罪羊，最先被抄了魷魚。之所以造成這種非典型下課狀況的首要原因看似簡單：球隊成績不理想，而作爲球隊最高技戰術的執行者當負首要的責任。很多人都“有苦說不出”，他們的執教歷程摻雜了原本不屬於他們執教業務範疇的東西在裏面，他們不僅要訓練場上要戰戰兢兢，管理上也替代了某些俱樂部官員的職責操心在球隊的日常管理上，防範可能發生的“不正常”現場表現，等等。實則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浮躁的足球環境不得不逼迫他們短時期內能有好的令球迷滿意的成績，這都是每個國家職業化初期所面臨的同類問題中的一種而已。中國職業聯賽也需要走過相同的道路，至少現在，對待教練的態度各個方面都能有一種相對寬鬆的環境，也算是一種發展必然中的進步。

　　在職業化的發展歷程中，有些俱樂部管理者出於對於人際關係或者根本的執教能力的考量，他們開始常識一條不同的路來改善球隊：有些人終於聘請了外籍教練，一時間，外來的和尚好唸經。當山東的南斯拉夫籍主教練桑特拉奇幫助山東人取得雙冠王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形成了中國俱樂部集體的“南斯拉夫”派，就連國足的帥位也不能“倖免”，神奇教練請來了。米盧，一個傳奇的名字，終於出現在德國人施拉普納之後成爲下任的中國外籍教練，並一舉助國足打進世界盃決賽圈，打破了前輩的記錄，至今有的中國球迷對米盧依然念念不忘，從現在來看，那場洋務運動竟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是的，就像大多數人所想的，外籍教練的水平——無論是理論能力還是臨場執教能力，開始都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他們的水平相教於本土教練是有優勢的，這也讓更多的中國球迷看到了希望。實際上，在一段時間過後，外籍教練們也碰上了麻煩，按照中國人的說法，叫做“水土不服”。換句話說，中國人的做事風格和人際關係的潛規則怎麼讓不懂風土人情的老外們所瞭解和理解的？更何況，教育程度十分底下的中國球員怎麼理解主教練先進的戰術理念和指導思想？外教們看着場上同樣的人踢着不同的足球，心裏又作何感想？非但中國不能看懂外教們，老外更不能看懂中國人。土帥們看到了復辟的機會，羣起而攻之，終於略下不少失地。這也是中國足球的環境造成的結果，急功近利的人還是大有人在。

　　再來談談各階梯隊的基層教練，他們的關注程度和曝光率遠遠不如一線隊教練上眼，但是他們在足球基礎的培養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卻是不言而喻的，金志揚曾說：“沒有高水平的足球環境，哪兒能出的來高水平的本土教練？”換一種角度思考這句話，沒有好的基層培養體系，怎能出得來基本功紮實和文化素質過硬的好苗子？中國足球要想以後有所發展，就應該多重視在崗的基層教練的生存環境和水平能力，多爲他們着想，或許會收到意想不到好處。把根打好，“足球要從娃娃抓起”，他們的啓蒙老師的水平可馬虎不得。

　　總體來說，承載了太多壓力和責任的中國聯賽俱樂部主教練是解決和轉移矛盾的永不枯竭的原點。這能不說是中國足球的悲哀，抑或幸事？(網友 只談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