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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足球管理中心屬於事業單位,中心的工作人員多數屬於國家公務員。中國足球協會屬於民間團體,其收入不大困於國家的約束。一個辦公樓的兩個牌子讓他們的收入成了一個相對的謎團。他們的經濟狀況怎樣?一位在足協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說,在足協乾活掙的雖然稍微多了那麼一點點,但你想想,即便一個中產人士生活在球員這群相對的大富翁中間,你的感受能有多好?況且在這樣挨罵的地方乾活,要少活多少年呢?這是一群有些特殊的人,即便是正常的收入,他們也不敢露出來。為什麼?他們怕人家說,中國足球這麼糟糕,你們怎麼有臉富呢?
一、挨罵著,富裕著
盡管在2004年的財務決算中,足協宣稱整個一年虧損了2000多萬,但這並不影響足協的收入,每筆贊助費到賬,足協便會率先將屬於自己的部分按比例劃分到賬戶當中去。對此閻世鐸在任的時候早就放話:『足協的收入一定要保證』。中國足協是總局下屬各單項協會中日進斗金的『富衙門』,盡管龍潭湖路丙3號的那棟小樓在外人看來顯得寒酸而又破敗。
有一個段子說:有一年登山協會組織一重大活動向總局要錢,總局領導的批條是:『到足協去要!』。在這座小樓中上班的足協官員們自然也都屬於高薪階層,在北京,足協官員的收入比其他體育單項協會的官員收入高許多,堪比外企的白領。但另一層面,足協官員所擔事務極其龐雜,並且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用一位體育總局官員的話來說:『他們的高收入與所付出的基本上是成正比的。』況且,財富是怕比的,他們整天接觸的球員、教練、俱樂部的老板,一比纔顯得寒酸,所以他們是生活在富人堆裡的窮人們。
老閻時代『高薪養廉』
在王俊生時代,盡管當時已經實行了職業聯賽,足協的收入已經很高,但足協工作人員的工資卻沒有『水漲船高』,至今許多足協工作人員還記得在1998年的時候,當時的主席王俊生在辦公室裡用兩根黃瓜來充當午飯的場景。當時,即便是王俊生,一個月的工資加上各種補貼也就只有4000多左右,在北京,這樣的收入只能算是中下。這種情景在閻世鐸上臺後得到了改善,關於這一點,許多足協老同志到現在仍念念不忘閻世鐸的好處。
閻世鐸剛到足協工作時意氣風發而又充滿了魄力。深圳足球工作會議期間,閻世鐸讓所有的工作人員從北京坐火車到深圳去開會,以此來顯示足協的清廉。但另一方面,閻世鐸又大力倡導提高足協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對此閻世鐸曾對下屬表示:『足協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是其他協會所無法比擬的,什麼樣的工作便應該有什麼樣的工資待遇!』另外據悉,閻世鐸當時要提昇工資也是希望通過此舉減少一些腐敗,實行『高薪養廉』。
由是,閻世鐸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時間後,開始大幅度提昇足協工作人員的工資,在當年這被當作足協內部改革重要的一環,足協的官員由此也成為了『高薪階層』。五大主席年入十多萬老閻實行工資改革仍然是按照級別職務的高低來劃分的,幅度也是令人咋舌的,據了解,所有足協官員的工資收入大約整個翻了兩三番。以五大副主席為例子,在王俊生時代,他們正常的月收入只有三千到四千之間,改革之後,主席們的月收入一下子超過萬元,一年下來可以有十幾萬的收入。
像郎效農、馮劍明、朱和元、張健強這些處級乾部,他們一般都是各部門的主任,這樣級別的工作人員月收入則達到8700元,副處級的乾部的月收入則為7600元。部門內的正科級工作人員,他們的月收入為6500元;有正式編制的普通工作人員,他們的月收入是5500元;即使是那些借調過來的或者是臨時幫忙或者是實行的工作人員,他們的收入每月也有3000元左右,這樣的高工資在其他的事業單位中難以見到的。不過這筆錢對那些足協官員來說也真不是那麼好掙的,因為事務繁雜,足協官員們工作起來有時候的確是沒白天沒黑夜的,而且還要經常遭受到來自總局領導和媒體的責問。
福利待遇足夠小康除了高工資之外,足協的各項福利待遇也非常令人羡慕。按照足協的工資制度,處級以上的工作人員,每月足協給報銷600元的電話費,另外還給報銷500元的打車費,盡管足協官員中大部分都已經擁有了私家車,但這項待遇仍繼續保留著。即使是普通的工作人員,每個月也都給報銷200元的電話費。不過在閻世鐸進行工資改革的時候,平時出差的補助卻被取消了,但被取消的補助相比於提高的待遇卻是根本不值得一提。高工資再加上高福利,另外工作也非常穩定,使足協的工作崗位在體育圈內顯得非常燙手,許多有頭有面的人都想辦法把自己的親戚和朋友往足協送,但要進入龍潭湖丙3號這小樓裡工作卻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曾一次分得23萬
除了正常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之外,作為體育競技項目的領導部門,足協工作人員的收入自然也很容易與運動成績掛上鉤。2001年,中國隊破天荒殺進了世界杯決賽圈,足協方面除了獲得政績和榮譽之外,財富也隨之而來,出線之後,中國足協開始論功行賞,據說當時功勞最大的隨隊工作人員一下子分得了23萬元的獎金,如此巨獎令體育總局所有單位汗顏。
除了隨隊的工作人員獲得獎金之外,在家中坐鎮的足協工作人員也獲得了一筆不菲的『辛苦費』,據悉每人因此而得到了3萬到5萬不等的獎金,當時足協的情景真可謂是『三軍盡歡顏』。但後來,也許是怕傳出去不好聽的緣故吧,閻世鐸漸漸改變了這種把足協工作人員所得獎金與比賽成績掛鉤的做法,據說在亞洲杯上獲得亞軍之後,足協官員就沒有拿到什麼獎金。
二、富裕著,隱藏著
中國人向來不愛露富,每年進入中國『福布斯富豪榜』的富翁們很少人覺得這是一項榮譽,相反都當成了麻煩。在中國足協工作的人們雖然與富翁們沒法比,但他們更忌諱將自己的財富暴露於公眾的眼皮下,當然這其中有更深層的原因,中國足球本身水平就很差,足球工作為千夫所指,媒體報道的觸角又無所不達,沒有一個足協官員願意因錢的問題而成為反面典型。幾年前,南方某媒體披露了足協分車事件,指稱足協內部以超低的價格來購買公車,結果引起了軒然大波,事後,這家媒體遭到了足協無情的封殺。
自從那次的事件之後,對車的問題足協官員們愈發的敏感,從此,足協的小院子中就看不到足協官員開車來上班了,每天,在媒體記者們面前出現的足協官員要麼是坐著公家車出入,要麼則是走著。院子裡停的大部分是外來辦事的人開來的車。事實上很多足協官員是開著車上下班的,但他們都不敢把車停在足協的小樓前,而是將車停在幾十米外的其他地方,如大寶飯店、龍湖溫泉賓館的門前,然後下車步行到足協來上班,可見他們的用心良苦。
有意思的是,新任的足協掌門人謝亞龍並不知道足協還有這樣的規矩,在任命下達後大搖大擺地開著『POLO車』到足協認門,結果謝亞龍和他的『POLO車』被媒體大肆地曝光,謝亞龍也被戲稱為『POLO謝』,弄得謝亞龍好不尷尬,為了避嫌,謝亞龍不迭地向記者們表白:『這是我老婆買的車……』,謝亞龍自此明白,或者說,他也把自己的『POLO』藏在哪個不為人知的角落裡了。而另一方面,足協官員們也希望能給外界留下一個非常清廉的名聲,2001年深圳會議期間,足協官員們大老遠地坐幾天的火車從北京趕到深圳,無非是想向外界說明足協並不是一個腐敗的衙門,但事實上足協大沒有必要這樣做,相反卻因此而降低了工作效率,坐火車去開會只是一個『秀』。
三、低薪著,爭搶著
閻世鐸任期內讓原本不富裕的足協官員們『先富起來』,但是同樣是為足協打工,國字號土產教練如果橫向進行比較的話卻屬於低薪一族。以哈恩時代的國家隊為例,荷蘭教練哈恩的年薪達到數十萬美元,而那些圍繞在他身邊工作的土產助理教練的工資卻少得可憐,每個中方教練的月薪只有6000元,曾有中方教練戲稱連跟隊的媒體記者都比他們掙得多。中方教練們的另一個收入的主要來源是比賽的獎金和一些商業比賽的出場費,去年的亞洲杯中國隊拿了個亞軍,每個中方教練拿到了3萬的獎金。去年的世界杯預選賽中如果出線的話,每個教練還將有數萬元的獎金,但結果小組沒出線,獎金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國家隊的中方教練還要好一些,中青隊的主教練的工資也只有8000元,助理教練則是5000元,如此的待遇很難與地方俱樂部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工資相比,這也造成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土產教練在地方隊因打得不好而下課,然後到國字號球隊中鍍金,然後再重新投入地方俱樂部懷抱。殷鐵生、賈秀全、高洪波等原來的國字號教練先後『下海』無不是在走這樣一條路。
國字號教練待遇低留不住人已經引起了中國足協的關注,在確認朱廣滬為國家隊主教練之後,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據悉,朱廣滬的年薪雖然沒有辦法與哈恩、米盧等外籍教練相比,但也基本可以令朱廣滬這位國內優秀教練滿意了,而且更關鍵的是,朱廣滬到國家隊執教,所在乎的也並不是金錢的多少。此外,國家隊的中方助理教練的收入與以往相比也有了提昇,但仍與地方俱樂部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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