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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中國足球早已令人反胃,但2004年的年末,我們還是不得不欣賞了一次國家隊有史以來最惡俗的演出,這是一次最後的演出,是一次將丑陋和愚蠢推至高潮的演出。
2004年的中國足球,像一個受到詛咒的怨婦一般,到處碰壁,到處制造混亂。足球,本應是快樂的,但快樂似乎永遠與中國足球絕緣,縈繞在中國足球頭上的,永遠是愁雲慘霧的世紀末景象。
一個曾經是亞洲最具規模的職業聯賽,如今已接近死亡的邊緣,被混亂所包圍,被人們所厭棄;一支曾經進入過世界杯決賽圈的國家隊,如今卻連小組預選賽都無法越過;一朵曾經鏗鏘的玫瑰,因為失水和失血卻要逐漸地枯萎、死去。
誰該為已經發生的一切負責?這是中國足球一次一次遭受戕痛之後我們必須要發出的問號。
2000年初,高唱著革命浪漫詩歌的閻世鐸走進了位於龍潭湖畔的足協小樓,爾後的4年多時間裡,中國足球的命運就交到了這名儀表堂堂的中年人手中。閻世鐸把持著足協的大權,並一手制造了中國足球4年的歷史。在這4年當中,中國足球獲得了一些勝利,歷史性地進入了世界杯決賽階段,但是,閻世鐸的4年執政史,帶給中國足球更多的卻是災難和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而這就是中國足球悲劇命運的根源所在,因為體制的原因,中國足球接受了什麼樣的領導者,便要接受他帶來的什麼樣的足球執政方針,哪怕他所帶來的是愚蠢的、無知的方針政策。
王俊生,這個前北京隊的守門員,後來成為中國足協最高長官的人,在他從足協小樓搬出去之後,總局領導對足協乾部的任命原則發生了改變,希望足協的領導要由『業務型』轉向『學院派』,在理論方面頗有見地的閻世鐸就這樣走上了前臺,走上了中國足球狹窄的歷史舞臺。
閻世鐸曾經是龐大的官僚體制下一枚小小的棋子,但當這枚棋子被放到了中國足協的位置上之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漂亮地喊出幾句振奮人心的口號和炮制出一些概念是官僚們的一大特性,這一點閻世鐸簡直就是個天纔,至今人們仍會清晰地記著閻世鐸『殺無赦、斬立決』、『頭戴荊冠、身背十字架、腳踏地獄門』等等名言警句。
而在這些漂亮辭藻的背後,卻是國內聯賽世風日下,國家級球隊越打越差的災難風景。這讓人相信閻世鐸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語言上的天纔,業務上的矮子。對於競技體育缺乏足夠的理解使閻世鐸在他執政的4年多時間裡選擇取消聯賽的昇降級,讓被奉為基礎的國內聯賽『混著等死』。
更沒有人懷疑閻世鐸是一個投機分子,『為官一任,永留青史』對習慣了在官場混的閻世鐸來說是一種『原始的衝動』,在這種衝動的導引下,他可以不顧一切地放手一『搏』,對於中國足球的長遠發展問題,根本就無暇顧及。正因為如此,閻世鐸幾近瘋狂地押寶世界杯、押寶國奧隊,『聯賽為國家隊讓路』,成為閻執政以來最醒目的標簽。但盡管如此,閻世鐸卻不願承認自己的投機本色,他從來就不承認自己所搞的是『出線足球』或『政績足球』
不幸而又充滿了諷刺意味的是,首屆中超聯賽就這樣成為閻世鐸『政績足球』的『殉葬品』。中超聯賽是閻世鐸一手操辦的,是他的天花亂墜的足球概念中最關鍵的一環,閻世鐸本來打算將中超聯賽當成自己從足協退休之後的一面豐碑供人瞻仰的,但自己將要從足協調離的消息卻使閻世鐸加快了籌辦中超的步伐,並不顧各方阻撓倉促上馬,結果令首屆的中超聯賽剛一降生便『慘死』於襁褓當中。
除了具備無以復加的官僚素質之外,閻世鐸同樣還是一個缺乏魄力,在關鍵時刻采取『鴕鳥政策』的無能之輩,在一些小是小非的問題上大喊口號的閻世鐸,在那些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卻像一杯燒不開的溫吞水。當賭球的病毒向中國職業聯賽大規模侵襲過來之時,當足球派系問題成為職業聯賽最大隱患之際,當『反黑風暴』恰到時機的吹拂過來時,閻世鐸並沒有選擇想方設法去解決問題,順應潮流去整頓聯賽,他只是在小心謹慎地觀望,甚至故意回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纔拋出幾條所謂的『新規』應付了事。中國職業聯賽的老病沒有被治愈,新的問題卻像雨後春筍一樣在閻世鐸執政的4年裡層出不窮,應接不暇,直至接近全面崩盤。
從紙上談兵的理論家到戰線的全面崩潰指揮官;從一個小小的官僚到一個只為政績的賭徒;從一個滿嘴口號的理想主義者再到一只將身子埋在沙丘中的鴕鳥,這就是我們所能勾勒出的閻世鐸執政4年多以來的變化軌跡。而隨著這軌跡變化的,則是中國足球被『套牢』的殘酷現實。
競技體育是無情的,也許,將中國足球所發生的所有過錯都加於閻世鐸的身上是不公平的,就像不能把國家隊的失利全部歸咎於哈恩一樣,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反攻倒算』的過程,此值中國足球最低迷之際,中國足球最要緊的除了要清晰責任之外,更要緊的是廓清前方的道路,滌蕩掉身上的灰塵,輕裝上陣,走上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
而至於閻世鐸,引用當年敗軍之將戚務生那句『官場名言』:閻世鐸將要負的是他該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