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盤』有先例

　　其實在歷史上，已有過國際足聯乾涉亞足聯『內部事務』的先例，那一次受益的同樣是中國足協。2001年6月1日，在曼谷舉行的2002年世界杯預選賽亞洲區十強賽抽簽前一天，剛剛從漢城趕來曼谷的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發表聲明，『亞足聯所決定的按照過去3屆世界杯和過去2屆亞洲杯成績來確定的分檔原則是不行的，必須按照時任韓日世界杯國際足聯組委會主席約翰遜?即歐洲足聯主席　所提出的按照過去2屆世界杯和過去2屆亞洲杯成績的原則來確認。』而當時負責亞足聯競賽委員會工作的張吉龍正是抓住『國際足聯無權乾涉亞足聯內部事務』這一點，在亞足聯和國際足聯內部展開了積極的游說，並最終在抽簽之日的凌晨，迫使國際足聯收回『成命』。

　　在過去的48小時中，中國足球經歷了由大喜到大悲，再由大悲到大喜的過程，宛如一出高潮迭起，懸念叢生的正劇。而戲的主角就是中國足協的四位副主席：閻世鐸、張吉龍、楊一民、南勇。正是他們在前後方齊心協力的努力，纔最終捍衛了中國足球在亞洲的尊嚴。

　　閻世鐸多哈初顯公關實力

　　作為此次出征多哈中國代表團的最高領導，閻世鐸在『中國方案』再次翻盤中起到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除開在多哈會議期間傾盡全力向亞足聯官員和各國代表進行游說外，閻世鐸在足協的號召力以及『知人善任』能力也對情勢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足協的一位官員向記者透露了這樣一個小細節。本來足協曾考慮讓另一位官員代替王彬、趙金福其中一人去西亞，但閻世鐸的一句話卻完全改變了事件的結局，『還是讓外語好的同志去，外語不好的就不要去了。』他的這句話果真派上了用場，在『中國方案』被國際足聯推翻之後，正是這幾位足協官員廣泛溝通進行說服工作，纔迫使國際足聯考慮到中國方面的意見，並最終改變主意。

　　張吉龍他是布拉特的老朋友

　　而作為亞足聯副主席，張吉龍在中國『種子復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本次亞足聯之所以能如此順利地通過中國提出對國際足聯乾涉亞足聯內部事務的議案，韓日的支持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這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在國際足聯推翻『中國方案』後，張吉龍曾找過韓國籍亞足聯競賽委員會委員賈三炫，他表示：『這一下中國隊麻煩大了，我們排名纔亞洲第7，而且沒有亞洲杯預選賽，中國隊的11月的排名可能在8位之後了。』賈三炫當時還大呼不相信，直到再三確認後，他纔突然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中國與日韓有可能提前遭遇。正因為此，在18日的亞足聯執委會上，纔出現中日韓聯手通過質疑國際足聯提案的一幕。

　　此外，張吉龍與布拉特深厚情誼也是中國『翻盤』的關鍵因素。這兩人私交究竟深到何種程度呢？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在2002年底，國際足聯成立一個『德國世界杯賽組委會』，委員將由各大洲足聯的高層領導組成。國際足聯當時要求亞足聯推薦兩人，亞足聯推薦的是哈曼和維拉潘。事後布拉特專門致電維拉潘，詢問緣何沒有推薦張吉龍？隨即他就把亞足聯原定的兩個席位增加到三個，而這第三個人就是張吉龍。

　　楊一民熱線聯系獻計獻策

　　盡管擔任亞足聯競賽委員會的執委還不到一年時間，但楊一民對亞足聯乃至國際足聯的規矩已經有了很透徹的了解。而中國代表團最終能在多哈翻盤成功，也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勞。由於中國突然種子復活，楊一民取消原定23日回京的計劃，在21日中午12點30分提前從河南漯河回到了北京。

　　楊一民自始至終都對國際足聯橫加乾涉亞足聯做法十分不滿，他說：『亞足聯競賽委員會已經形成決議，國際足聯即使推翻，也應該有一份明確的理由；如果沒有理由，那麼亞洲沒有理由成為國際足聯試驗品！』

　　從多哈回國後，盡管在督戰正在河南漯河舉行的亞青賽小組賽，但楊一民卻更多在關注著多哈前方出現的變故，而閻世鐸等也經常與他保持熱線聯絡，因此他也一直對再次翻盤信心十足。不過由於還沒有文字通知下來，因此楊一民還是保持著極度冷靜，『畢竟現在亞足聯還沒有形成文件通知下發到中國足協，所以，對此我們還要繼續關注，直到發來通知的那一天！』

　　南勇督戰長沙不忘多哈

　　南勇是4位主席之中唯一一位沒有去多哈的，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就置身此事之外。作為足協中主管國字號的副主席，身在長沙負責城運會相關事宜的南勇其實一直在密切關注多哈局勢的進展。在國際足聯推翻『中國方案』後，南勇馬上在後方展開工作，利用自己的關系積極幫助聯系熱身對手。21日晚，當記者電話采訪他時，南勇表示自己已經知道了中國『種子復活』的消息，『種子確認的中國方案是得到亞足聯競賽委員會一致通過的，我對國際足聯能夠尊重亞洲的選擇感到高興。不過就算沒有能夠翻盤，我也能坦然接受，因為我不認為分組是個特別重要的東西，說到底出線還是要靠自己的實力，這纔是球隊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