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宋衛平的證據

看完節目，宋衛平繼續和我們談話。

『我們把這個問題揭開以後，裁判裡面的反響還是比較激烈的。這段時間我們做這些工作的工作人員接到了裁判的很多電話，來詢問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和目前的進程，非常關心他們自己的事情在一系列的行動中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其中有個別裁判都對中間人提出來你是不是能幫我扛一下，你就說這個錢我沒拿到，就是在你手上，這個中間人就扛下來了，因為實際的問題這個錢並沒有交到他的手上，這個給做裁判工作的人員帶來了很大壓力。以前他求我們時候，大家幫忙的時候是哥們，你千萬別把我們給賣了。也有另外一個裁判非常隱秘的專程來了一趟杭州，通過中間人把另外的錢也退回來了。當時共同的要求是從此以後我們會專心於裁判的業務，以後我們不敢再做了。』

『考慮到現在社會輿論，足協的談吐比較容易歸罪到裁判，然後倒過來處理的焦點會集中到裁判身上和送錢的俱樂部身上，會忽略那麼多年是怎樣形成的這環境裡面應該負的責任。因為我關注的是環境，不在於個人。另外，大家都圍繞證據說，其實我認為這個證據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而且從足協的角度來講，只要它稍微做一些工作，就能得到非常完整的證據和面上的情況。只要有人扛這個責任，我為什麼非常抵觸和不願意把這些裁判推出來，就是因為很多人會靜靜停留在事情的表象，而不是揭露它更深刻的原因，我們跟足協反映的問題已經足夠，從第幾場到第幾場。』

『做裁判工作的所謂非常直接的物證是非常難拿到的，這個過程是一對一的過程，是現金交易。沒有任何收錢的手續，就像那個裁判他們認那個事情，我拿了你的錢，並表示懺悔，他的良知已經在那裡起了作用。他要硬賴的話，未必就有一定的辦法。所以你要拿了證據的話硬賴，只有拿這些道義去感化，你讓俱樂部直接拿出物證的話，一般情況都沒有物證，但三頭六面對證的時候，參加這個工作不是一個人，同一場比賽裡面是三個裁判，兩個邊裁都認了，那個主裁要賴的話就比較難。要拿到完全的證據就要他自己的旁證，旁證因為往往他拿這個錢時通常的規則是三個人一起拿，要我們俱樂部完成這個工作的話要牽扯到的精力就非常的大，但從足協這個角度來講我認為足協只要開兩到三天會，這個事情就會昭然若揭，就會搞得清清楚楚。這個時候，從足協這個角度講你們拿證據呀，你們把這個東西拿出來，我認為不是一件負責的態度。』

『他們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早就應該對裁判進行正面的工作。他們完全有能力拿到。要不然，他們做一個授權委托給我，然後我來參加這個工作，兩到三天的時間，使得絕大多數的拿過錢的裁判都非常主動的、積極的來面對解決這個問題，完全有可能。因為每個裁判裡面都有良知存在，並不是那些壞透了的人。他們都具有大專以上文化水平，其中還有副教授。這個過程裡面把道理講清楚，我認為環境確實應幫他們承擔一種責任。』

『我當然可以去做某個裁判的工作，你就說了吧，你自己把這個過程有個經手人的過程簽個字未必完全做不到。但是目前的輿論環境裡，這個人承受的壓力可以使他去跳樓，這並不是最好的一種方式。我們幾次和閻世鐸當面溝通，李東昇也了解了情況，我相信他們已經明白這個事情的真實情況。我們已經提供了明確的線索，足協想解決問題的真實目的是什麼？他們也知道俱樂部可能真的沒有非常確切的物證，賬裡面就有一個白條，裁判工作業務費。那麼，裁判說我沒拿到，我們就沒辦法。這樣一個工作一定要某種環境使得這個裁判要做成。比如說，我們那個裁判，因為這個裁判當時有一個想法。有兩個裁判從熟練程度老練程度和拿錢的數目都是比較典型的，那麼我就先考慮一個。事情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希望你爭取主動，我跟他打招呼，你自己沒有一個基本姿態，我可能就把你拋出來，因為我也迫於壓力。』

『黑幕揭開一直到我們去跟他聯系，已經有十來天時間。他說：「你們能夠在那種情況下沒有把我們說出來，我們也能夠理解俱樂部的良苦用心，你們已經承擔了很大的壓力。」所以，他們願意來做配合的工作。我直接通過電話，我們的要求一是把我們給的錢退會來，二是事情的來龍去脈寫個簡要的東西，我答應你可以不屬名；我答應你可以用電腦打印。而且我跟他說你只要做到這一點，我可以做一個承諾，所有的時候都不會把你的名字告訴別人，一旦事情過程裡面受到了什麼東西的壓力，我們將最大可能地幫助你。他說他的職業是一個教師，我還要面對我的學生，你要讓我繼續工作和繼續生活下去，我認為他的請求是合情合理的，他都明白並不是一開始就想這麼做。有這樣一個過程，真正的不收錢的裁判很有可能在這個裁判的運作中被淘汰了，因為他們損害別人的利益，他的存在是對拿錢的裁判的一種威脅。有一些人被用很巧妙的手段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