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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過去的2014年稱爲深化體育改革的“元年”,不僅在於這一年有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等標誌性事件,還在於大衆參與體育的熱情勃發、職業聯賽的觸底回暖、民間資本的躍躍欲試……當體育加速融入生活、融入市場,其實也在越來越呈現出本該具有的諸多側面。這些側面,彷彿爲體育打開了一扇又一扇窗,拼出五彩斑斕,生機無限。
對於體育的認識,前人早有真知灼見。現代奧林匹克創始人顧拜旦從未將奧運理想寄於金牌之上——“對人生而言,重要的絕非凱旋而是戰鬥。這個論點可以(從體育)擴展到諸多領域。”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南開學校創始人張伯苓曾說:“教育裏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覺得體育比什麼都重要,不懂體育的,不應該當校長。”
對體育的價值判斷,決定着發展的方向和模式。體育的發展條件和發展階段,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密切關聯。改革開放以來,以奧運金牌爲最高目標,競技體育曾單騎突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不均衡的發展模式終究面臨可持續的考驗,更因爲無法將體育的多元社會價值充分展現,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顯得遲滯而吃力。中國體育,也到了重新“塑形”的階段。
不可否認的是,圍繞金牌建構起的體育管理考覈體系,雖然屢遭詬病,但要深度調整也絕非朝夕之功。管理的慣性和惰性,對既有利益的固守等,有些看似“細枝末節”,實則就是運行的常態;地市級體育部門,在工作中常有茫然之感,相當一部分原因也是過分強調金牌,窄化、矮化了體育的社會價值所致。這些積弊的改觀,需要體育界內外合力。而合力的前提是凝聚共識,共繪願景。這也許可稱之爲發展的“軟環境”,能否由“軟環境”推動形成改革氛圍,對於“元年”之後的中國體育來說,可謂至關重要。
“軟環境”來自政策面的規範和引導,也來自體育價值觀的更新升級。體育的價值觀,與個人、社會、國家的價值觀相通。這種價值觀的建構,既需要奧運精英的引領和鼓舞,更離不開大衆的踊躍參與、離不開從校園到社會的廣泛支持。對體育管理部門來說,這意味着充分尊重市場主體、傾聽人民意願,才能革故鼎新,開創出屬於未來的大場面和大格局,也爲自身的存在和發展贏得認可。
《人民日報》( 2015年01月10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