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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嵩繪
命運多舛的中國足球,苦苦求索了30年,卻儼然兜了一個大圈子。圍繞世界盃與奧運會的出線權,幾代足球人曾大刀闊斧地變革:從“洋務運動”到職業聯賽,從民辦足校到全運槓桿。然而,歷史彷彿和我們開了一個玩笑,曾經叫響的“衝出亞洲”口號,在中國足球未來10年的規劃中,重回“力爭躋身亞洲前列”的原點。而日漸凋零的足球人口,給這個模糊目標挖下了危機四伏的深坑。
中國足球的逆境重生,維繫於青少年足球的發展,這幾乎已成社會共識。近年來,海外青訓、新型足校、職業梯隊、校園足球等多種人才培養模式方興未艾,但這些探索總難逃“打不破的天花板”。“時間不等人,中國足球經不起無休止的爭論,無用功的重複,我們不能再折騰了!”中國足協掌門人蔡振華的話,折射出一個更緊迫的問題:對於深陷低谷的中國足球,不能再走任何彎路、偏路,看清楚一條方向正確的路並堅定走下去,比什麼都重要。
“低齡化”留洋治標不治本
11月30日,葡萄牙錦標聯賽,來自廣東惠州的李銳替補出場,在第八十分鐘單刀推射破網,打入了他的首個進球。這個1994年出生的小夥子,正努力擺脫“冷板凳”。目前,像李銳這樣的留洋小球員不少於200人。以1995年年齡段爲主的U19國青隊,23名球員中有13人效力於海外聯賽,稱得上國字號歷史上“海歸”最多的一支隊伍。
在業內人士看來,“送出去”是提升成績最快速、最見效的方式,也是中國足球向世界足球靠攏最便捷的一種模式。正因如此,在中國足球屢戰屢敗之際,新一輪青少年足球人才的“留洋運動”正悄然鋪開。
不同於健力寶青年隊留洋巴西、08之星隊留洋德國的“整隊圈養”模式,這一波的“留洋潮”呈現多元化的特點。各家的留洋方式不同,派出的年齡段也不等。比如,河北精英集團是組隊在巴西訓練比賽;萬達集團將球員分散到西班牙各俱樂部“放養”;恆大足校在西班牙開設足球分校,球員平時一起訓練,每週固定兩天安插到當地俱樂部梯隊訓練。相形之下,以青訓見長的山東魯能足校的留洋程度最爲深入,該校常務副校長趙民說:“我們和巴西聖保羅俱樂部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引入優秀教練團隊,還收購了當地的一塊基地,這也是中國足球海外第一塊青訓基地。”
對於病入膏肓的中國足球而言,“留洋”是一針速效強心劑,或許能刺激到“病竈”,但無法達到治本去根的功效。紙面的留洋數字背後,是鍛鍊價值與成材率的“雙低”。目前,大部分留洋小球員混跡於不知名的低級別聯賽,正式比賽出場記錄寥寥,實戰演練質量不高。在葡超聯賽獲得出場機會的韋世豪,已算是在俱樂部層面的“最高成就”。中國足協首批送到葡萄牙的41人中,只有9人繼續留下,1993年齡段的16人無一入選征戰仁川亞運會的U21國家隊。
青少年球員留洋耗時長、人數多,這種模式意味着持續的高額資金投入。據瞭解,萬達集團送90個“苗子”赴西班牙留學3年,資金預算是2億元。國內足球俱樂部中也只有幾家“不差錢”的敢於走“留洋路線”。中國足協本身沒有這個資金能力,依靠企業、贊助商維繫的留洋能有多大的規模、多久的持續性,仍是未知數。而複雜的球員歸屬關係,在影響運動員上升通道的同時,也可能傷害出資方的利益和積極性。此前,唐詩、韋世豪私自留洋的糾紛已經暴露隱患,山東魯能足校的一位負責人直言,辛辛苦苦培養的球員到快成才的時候都跑了,還有俱樂部願意搞青訓嗎?
談到留洋模式,歐足聯主席普拉蒂尼也潑了冷水。“歐洲從其他地方收納小球員的話,他們自己培養出的孩子該怎麼辦?英國有太多外國球員來培訓,導致自己的國家隊青黃不接。”在他看來,留洋球員的接收國同樣要考慮平衡問題,從他們自身發展和利益保護的角度,首先要做到不能太大地打開門。這意味着,作爲一種振興足球的輔助手段,留洋路徑有其存在價值,但未來或將面臨更多現實阻礙。
職業化青訓不能只靠俱樂部
中國足球的未來,寄望於優秀青少年球員的大量涌現。留洋模式並不能做大足球人口的蛋糕,中國足球人才培養體系終究取決於內部建設。從1994年足球職業化開始,傳統的業餘體校人才培養渠道崩塌,體育主管部門將足球項目完全推給市場,而賴以爲繼的俱樂部梯隊體系始終未能跟上步伐。
據一項專業調查顯示,各俱樂部對梯隊投入呈現兩極分化,中超俱樂部中只有魯能、綠城、東亞、恆大、富力有完整的4級梯隊,中超、中甲的不少俱樂部梯隊不健全,中乙絕大部分沒有梯隊。天津市足協校園足球辦公室主任施連志坦言:“現在摘果子的多,沒人願意耕地,一些俱樂部主觀上不想花錢,梯隊供不上人,一線隊可以買球員解決。儘管聯賽對梯隊建設有門檻,但無法控制俱樂部的青訓質量。”
目前,以恆大、魯能爲代表的新型足校,以大投入多層次的梯隊培養和海外戰略被視爲中國足球青訓標杆。“從職業體育發展規律看,新型足校走的是精英培訓路線,不求規模但求質量,目的是讓孩子進入職業序列。”趙民認爲,過早專業化仍是各個梯隊共有的問題。國際足聯規定18歲才能進俱樂部,國內梯隊脫離社會、父母的狀態,不但違背了人才的成長規律,也造成培養代價過高。
另一大障礙,來自訓練比賽體系。前國青隊主帥克勞琛透露,青訓成功的祕密是比賽,無論是發現好球員,還是提高其運動技能,經常性的實戰比賽必不可少。據統計,國內俱樂部梯隊全年比賽平均約爲25場,大部分是賽會制,隊伍水平參差不齊,比賽質量普遍不高。據悉,中國足協有意推出中超、中甲預備聯賽和精英梯隊聯賽,但覆蓋程度尚難估計。
職業化青訓不盡如人意,倒逼體育部門“曲線救國”,依靠全運會競賽槓桿撬動青少年足球。從短期成效看,“一冠三金”的政策傾斜,確實刺激到地方政府,因成績壓力對後備力量加強投入。天津泰達足球學校校長沈勝明直言,大多由各省區市的中超、中甲球隊承擔全運組隊任務,如果沒有這個槓桿,有些梯隊保留不了整隊。但是,各省區市的目光僅侷限在適齡梯隊,把培養人才的目標放在一兩項比賽,顯然難從根本上扭轉人才危機。
現有青少年足球人口的盤子本就不大,可不同培養路徑之間還存在“內耗”。全運體制的存在,強化着地方屬地保護,導致好苗子難以自主選擇和流動,足校跨地區招生受阻。校園足球發現的“苗子”,被俱樂部強行摘走卻未能好好培養,打擊了基層教練的積極性。足協管辦不分、配套政策滯後,令俱樂部青訓投入難有回報。“歸根結底,還是要從頂層設計上解決,建立一套適合中國青少年發展的足球青訓體系,不要今天學這個明天學那個。”廣州恆大足球學校校長劉江南說。
布點訓練中心激活校園足球
當中國足球還在找尋變革路徑時,身邊的近鄰已經沿着認準的方向披荊斬棘、日漸崛起。根據韓國足協統計數據,截至2013年年底,韓國的幼少年足球俱樂部多達1616個,球員達34887名,相當於每百名小學生中就有一名球員。隸屬於韓國足協的幼少年足球聯盟分爲兩大塊,學院部的球員來自各中小學,俱樂部隊由喜愛足球的孩子組成,定期舉行兩組別聯賽,這些少年球隊構成了韓國足球的根基。日本足協自1976年起,在各地建立起一個個集中性的訓練中心,從中發掘、篩選各年齡段精英逐級向上輸送。日本J職業聯賽誕生後,各俱樂部建立梯次隊,採取走讀的精英路線,成爲足球少年的第一通道,此前的校園足球體系則形成一種類似“敗者復活”的特殊途徑,這兩套系統各司其職,又形成互補。在財力和人力有限的條件下,這一招無疑是最經濟有效的投資。
中國足協女子部主任、原全國校園足球辦公室副主任陸煜說:“從校園足球直接選材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天賦的苗子回到地方,一旦沒有好教練、高水平聯賽,很可能被耽誤、埋沒。”他表示,下一步要在各地建青訓中心,孩子們週末就近訓練。這種模式與日本相近,一旦輻射到位,將有助於解決過早專業化問題,系統性的聯賽機制也能嵌入。不過,這需要大量的資金、人才投入。目前,中國足協在全國布點20個,以現有財力覆蓋100多個城市,還遠遠達不到。“現在青訓中心主要由體育局出錢,補充校園足球經費後,缺口仍很大。”
以點帶面的輻射思路,也適用於建立社會型的青少年足球俱樂部。陸煜認爲,這種興趣班性質的校外培訓,針對一個區域的校園足球,可以繞開足球教練無教師資格證難進校園的障礙。施連志在天津設置的“點校”,思路也大體一致。“俱樂部或指導員的經費,可以家長出一點、教育局拿一點、體育局拿一點、市場運作一點,如果政策層面能打通,這個平臺完全能建起來。”陸煜說。
在調研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提到政府的力量,僅僅依靠地方足協、俱樂部,沒有政策的頂層設計和強化執行,難以構築青少年足球的根基。在普拉蒂尼看來,足球的發展,牽涉最廣泛的社會資源,包括德國、西班牙、美國的青訓成功,解決方案都十分複雜,不可能有包治一切的萬能藥。“上世紀70年代,法國政府的積極介入,改變了法國足球的整體框架,要求所有俱樂部必須有青訓中心,必須保證每年青少年足球培訓的人數及選材執行,否則就吊銷俱樂部的運營執照。職業足球一定得承擔很大一部分青訓工作,這樣的推動和監督,只有政府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