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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嵩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對中國青少年足球來說,負有“伯樂”職責的基層教練一直存在數量少、待遇差、水平低等現象,而且這些問題長期沒能得到解決。
教練特別是基層教練對一國足球水平之重要性,我們可以從足球強國得到啓示:二戰後,爲重振聯邦德國足球,時任足協教練主管的赫爾貝加提出,“先培養100名優秀教練,繼而讓每一名教練再帶出100名教練。”短短10年過後,聯邦德國就奪得了1954年瑞士世界盃冠軍。
上月末召開的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正式提出“建設一支能力強、作風好的師資隊伍”的要求。正所謂“古之學者必有師”,足球從娃娃抓起,需要術業有專攻的教練“傳道授業解惑”。
素質參差
喊“暫停”的足球教練
據統計,到2010年,中國的基層足球教練(持有C級證書)只有3000餘人,這個數字尚不足日本具備相應資歷人數的1/10,2009年在日本足協註冊的教練人數(5個級別)就達到了6萬多人。近些年來,中國足協通過舉辦各種帶級別的培訓班,從國內外邀請專家講師授課,試圖以此提高中國足球教練的科學訓練水平。單從數字上來看,確實讓人看到了些許希望。僅僅2011年,中國足協舉辦的帶級別培訓班就有108次,涉及2000多人,其中90%都是基層青少年教練員。
教練數量的短缺並沒有帶來“物以稀爲貴”的效果。裴增是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足球隊的教練,和衆多校園足球教練一樣,他並沒有正式的教師編制,而只是掛靠在人大附中足球俱樂部名下。據裴增介紹,基層教練的待遇並不高,他一個月的工資是4000多塊錢,除去租房的支出,所剩下的並不多。裴增身邊有些教練耐不住清貧,選擇了離開這一行。
校園之外,基層足球教練的日子也不好過。據瞭解,即便在瀋陽、武漢等以培養足球苗子聞名的城市,普通基層足球教練的薪水也不過1500元到2000元。“做基層教練,要靠理想作爲信念支撐。”裴增說。
今年年初,中國足協規定國字號教練員不得在俱樂部兼職。時任國青隊主帥的黎兵最終還是選擇了廣州富力隊領隊的職位。儘管黎兵表示收入並非自己作出決定的主要因素,但他認爲“國字號青年教練的工資確實應該更高點”。連國家隊都如此,基層教練的待遇可想而知。
人數少、待遇差,隨之帶來的是基層教練水平的良莠不齊。“有位教練帶隊很投入,比賽情急之下(向裁判)高喊‘暫停’。”山東魯能足球學校常務副校長趙民舉例說,“聽說是籃球教練轉行的,基層教練就是這麼一個水平,校園足球怎麼能搞起來?”這樣的故事聽起來有點刺耳。北京國安隊主教練曼薩諾上個月專程趕到北京回民中學,爲100多名北京市中小學足球教練上了一堂足球課。而前中國國青隊主教練克勞琛爲中國足球提出的建議中,特別指出要培訓更加專業的教練。
制度短板
培養方式難成體系
12月1日,中國足協官網發佈公告公開競聘國青主帥。作爲上一任國青隊的主教練,鄭雄選擇了放棄。儘管亞青賽上對陣日本隊韓國隊取得一勝一平的戰績,但由於他並沒有過人的履歷,其執教水平仍飽受質疑。
人們對一位青少年足球教練資質的看重,並不只看他的帶隊成績。在天津泰達足球學校校長沈勝明看來,“現在大部分教練屬於粗放性、經驗性教學,他的教練怎麼教他,他再怎麼教給孩子。”沈勝明說,“比如天津泰達退役球員當教練,阿里漢怎麼教他的,他穿插着教給小球員,即便教練訓練方法已經落後了,但他還這麼教,因爲他沒有更新或再學習,還以爲是最先進的。”
在足球圈中,這種執教方式被稱爲“近親繁殖”。儘管相關部門開始組織培訓班,但這些培訓班大多隻是一週或10天的短期培訓,“速成”形式的培訓能夠起到多少效果並不好說。相比之下,日本更注重青少年教練員培養的整體性和規範性。早在1994年日本足協就前瞻性地提出了“培養9000名C級資格教練”的5年計劃,沒有資格的教練無法率隊參加足協組織的賽事;另外,所有行政單位都有日本足協下轄的“國家訓練中心”,其逐年編寫的《全日本青少年教練技術指導手冊》可以覆蓋整個基層校園。
在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教育部將體育老師納入“國培計劃”:在2015年初步培訓6000名校園足球老師。先從數量上着眼,是體育老師整體缺編的現實使然。會議同時強調方法上要“拓寬渠道”,學校中的足球老師大多沒有編制,有志於發展校園足球的地區或學校,在師資方面只能“各顯神通”。遼寧省法庫縣便與瀋陽體育學院開展合作,學校爲體育教師提供足球培訓,同時選派大學生進入中小學實習,可爲一例。
類似這樣的“體教結合”,國家體育總局和教育部並非沒有嘗試,但和國內目前所有的教練培養方式一樣,更像是一種“散養”的路數,教練員水平無標準可言,也不是一個層層遞進的完整系統。
觀念落伍
基層教練期待重視
客觀地講,近些年來,中國足協及各地方足協對於教練的培訓力度確實有所加強,至少在各級持證教練員的數量上有了一定的增長。不過正如裴增所介紹的那樣,由於待遇太差,一些教練選擇了離開。“待遇差、數量少、水平低”三大症結,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待遇差”。
根據這種推斷,如果提高了基層教練的待遇,困擾着中國教練的“三大症結”會迎刃而解。但爲何在現實中,基層教練的薪金卻與其作用處於不相符的水平,歸根結底還是在於中國足球界乃至整個體育界對於基層教練作用與地位的忽視。
日本全國九大區近700個青少年訓練中心中,只有10%的全職教練,其餘教練都還有其他的工作,訓練中心只提供交通費和伙食補貼,但當教練所培養的球員入選國家隊、國青隊甚至國少隊等國字號球隊後,球員會爲啓蒙教練送去獎章。然而在中國,基層足球教練卻連這一點“風光”都無法沾到。倘若對於基層足球教練的作用不予重視,對其工作不予肯定,待遇又如何能上得去?“在德國,我們青訓的教練要比專業隊的教練重要得多。”克勞琛說。中國足球與亞洲冠軍乃至世界冠軍的差距,或許正是從這裏就此拉開。
“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在校園足球如雨後春筍般開展起來之後,可以預見今後幾年會有越來越多的孩子接觸到足球,其中應不乏有天賦者。但若基層教練的狀況如舊,“駢死於槽櫪之間”的悲劇不是杞人憂天。“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避免這樣的狀況,首先應從改變觀念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