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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運動員參賽還是以獎金作爲驅動,現在的賽事或多或少都設立了這種獎金,因此就一定會有爲了獎金而參賽的相關人羣。目前來看全世界的馬拉松賽都是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等非洲的運動員作爲主體,他們能夠獲得好成績,卻缺乏語言溝通能力和市場意識,即便是一個好的材料也要通過科學的訓練,這個時候經紀人應運而生。”今天,面對近日盛傳的國內馬拉松賽事淪爲馬拉松經紀人“操縱比賽”的“黑色生意”的說法,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分管馬拉松項目的副主任王大衛公開表示,就馬拉松賽事來說,經紀人已經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而因“獎金‘被一人領走’”所指,處在輿論中心的中國國家隊前長跑教練、中國頭號馬拉松經紀人陶紹明則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任何比賽都不可能由一個經紀人包攬獎金”,中國的馬拉松市場,國內有六七個經紀人,國際上也有幾十個經紀人蔘與,“這是靠專業化程度和誠信,適者生存的行業。”而且,從經紀人和運動員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獎金額度或是賽事數量,中國馬拉松市場這塊蛋糕,還沒有那麼大——“就1500個在國際田聯註冊的有獎金的馬拉松賽事而言,美國大約有900場,而中國才30場左右。”陶紹明介紹,而和獎金從8萬美元到25.5萬美元不等的五大馬拉松賽事相比,平均三四萬美元的國內知名馬拉松也“只能算普通”。
和中國馬拉松的處境類似,陶紹明那個擁有80名非洲運動員的“TAO”訓練營,也僅僅是肯尼亞阿爾特雷多地區峽谷中“中等規模”的一個,“國際上的經紀人來自各行各業,醫生、律師和音樂人都有,那個峽谷裏有好幾百個訓練營,每個的人數都是從幾百人到幾千人,我們只是其中之一。”從2012年開始着手馬拉松經紀人事務,至今,陶紹明的8人團隊需要照顧80名運動員的吃、住、裝備、訓練、賽事運作和商業開發等諸多方面,而“至少拿到獎金85%”的條件也足以保證一名成績大約在2小時10分以內的運動員一年幾萬美元的收入。在“改變命運”的條件下,這門在上世紀80年代由歐洲人發現的“生意”纔在非洲得以壯大。公開資料顯示,2011年以來肯尼亞選手獲得全球馬拉松賽事冠軍的比例接近85%,因此,具備一定水平的非洲運動員便成了各大馬拉松賽事爭相邀請的“寵兒”。
儘管,賽事數量難以和歐美抗衡,但中國馬拉松賽事的發展速度卻不可小覷。據統計,2014年在中國田協註冊的路跑賽事已經達到50場,此類賽事已經成爲很多城市着力打造的“名片”。但幾個硬指標卻成爲衡量賽事“含金量”的關鍵:男子成績要在2小時8分以內、女子成績在2小時28分以內;半程馬拉松男子在1小時2分以內、女子在1小時10分以內者;賽事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全程電視直播。
在這種情況下,各賽事組委會要麼提升獎金,吸引非洲名將參賽,提升賽事檔次;要麼苦心經營低級別賽事。而選擇前者的光有名將還不夠,突破成績也是品牌塑造的一部分,包括爲此設立專門的“兔子”(領跑者), “在國際上,領跑者通常需要領跑半程及以上,完成即可下場,達到一定成績纔有相應的獎勵,如果有能力還可以接着跑去爭取成績。”在陶紹明看來,領跑者是衡量賽事專業程度的一個因素,“高標準的馬拉松在市場的要求下,總是要講究成績的。世界上的高水平馬拉松比賽,都會安排領跑者,以滿足運動員和賽會本身對於優異成績的追求。與所謂的‘操縱賽事’無關。”他以歷史悠久的波士頓馬拉松爲例,“爲了縮小和柏林、倫敦馬拉松最好成績的差距。他們還專門修改了比賽線路。這些都是比賽規則允許的。”
“打破國外經紀人的壟斷,拉低平臺,提升性價比”,在陶紹明看來,中國馬拉松經紀人的出現,提升了國內賽事與國際化接軌的步伐,而對這個並不算成熟的羣體而言,剛剛起步的賽事也給了他們成長的空間,“歐美有上百個經紀人,我們就六七個人,應該有個成長過程。目前,馬拉松領域並不受很多行業規則的限制,不像很多行業,沒辦法生存。”
但在一些業內人士眼中,寬鬆的環境能爲職業化的經紀人提供空間,同樣也能爲不規範的賽事提供溫牀,“地方政府籌措比賽經費也不容易,但如果爲了追求賽事國際化而忽略比賽的服務質量,讓一些沒有真正水平的國際‘獎金獵手’圈錢,那便是僞國際化,對中國馬拉松發展沒什麼好處。”一名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一些剛起步的賽事連賽時的供給、安保和救護設施都很難保證,再用高額獎金吸引非洲選手,當然會受到詬病。”
“如何處理好投入時用於精英羣體和大衆服務的比例至關重要。”長期從事馬拉松推廣的資深跑者田同生表示,無論國內外的馬拉松賽事,服務羣衆應當是首要條件,精英體育只是錦上添花,“經紀人是馬拉松國際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產物,但馬拉松賽事更是一項全民健身的賽事,千萬別被擅長精英體育的思維模式又帶回去了。如果經紀人和國際接軌,但賽事沒有辦法對接,那對中國馬拉松發展會有很大傷害。”畢竟,馬拉松實現了人們從電視前的觀衆到跑道上的參衆的轉變,“若有不當操作,對羣衆的傷害便是切膚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