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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運會的男子跳高比賽開賽前,中國運動員王宇面對鏡頭豎起了大拇指,但這個清華學子的表情並不輕鬆。2.20米試跳失敗後,他在之後的每次試跳前都面向觀衆,一次一次地擡起雙手,讓觀衆爲他鼓勁,然後,在觀衆的歡呼聲中加速、助跑、騰躍。但最終,他在2.29米的高度前敗下陣來。
在這項中國隊有望衝擊金牌的比賽中,王宇和張國偉遭遇強敵。來自卡塔爾的巴爾西姆兄弟,一個憑藉2.35米的成績打破賽會紀錄並獲得金牌,另一個則摘得銅牌,張國偉則獲得銀牌。“今天的跳高項目是中國和卡塔爾的對決,值得注意的是,巴爾西姆兄弟並非當前風頭正勁的歸化運動員。”雖然坐在電視機前,但王宇的一舉一動都被教練王嘉陵看在眼裏,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由於去年全運會和世錦賽賽事密集,王宇體能消耗很大,“上半年的體能積蓄不太夠,所以他下半年的狀態不是很好。其實今天他的成績還可以,關鍵是能看出來他會動腦子,尤其在逆境中懂得如何調整。”
比賽結束後,王宇並沒有經過混合採訪區,王嘉陵只能從王宇在比賽中的表情瞭解弟子的狀態,“他是品學兼優的運動員,學業、外語和運動成績都很突出,但作爲學生運動員,他要承受學習和比賽的雙重壓力,要付出很多,所以我很心疼他。”
“高才生”和“運動員”兼得不易
“從鳥巢幾萬人的歡呼聲中走出來,回到清華,發現自己還是一個人揹着包默默無聞走在路上,你會覺得,這是一種昇華。”雖然在本屆亞運會上未能取得獎牌,但王宇在去年國際田聯挑戰賽北京站以2.33米的成績晉升“中國田徑新偶像”後說過的一句話,還是讓人們對他的陽光、帥氣和清華出身的高學歷津津樂道。
接觸跳高才5年,王宇已經是現役選手中的佼佼者,他曾對媒體表示,在清華的學習經歷讓他在練習跳高的過程中事半功倍,“我是理科生,跳高又和許多物理知識有關,比如助跑時跑弧線,其實是利用了向心力的原理,起跳又和慣性、重心有關,把物理的知識融進去,訓練效果就好很多。”
“爲金牌努力,在我看來,更多的或許是一種經歷。”同樣從校園裏成長起來的運動員趙婧認爲,“王宇在新一代田徑運動員中起到了榜樣的作用。”不同於很多運動員比較張揚的性格,“王宇非常紳士也很有內涵,加上他所取得的成績和年齡,對別人會有一種積極的影響。”已經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研究生畢業的趙婧,今晚本也應當出現在仁川主體育場的女子1500米賽道上,但全運會奪冠後一直沒能參加系統訓練,所以,她的任務就是“集中力量在800米中跑出最好成績,在本屆亞運會上取得更寶貴的人生經歷”。
“代表中國出戰,還是感覺不一樣。”由於4年前正值考研的關鍵階段,趙婧錯失了參加廣州亞運會的機會,這個出生於1988年的浙江女孩兒,2007年以國家二級運動員的身份考進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她畢業時的學業績點達到了直升研究生的要求,再加上突出的運動成績,她順利獲得了直升研究生的名額,“事實上,田徑隊大部分運動員都是擁有學籍的大學生,而且大家都在朝研究生的方向去努力,因爲那樣可以延長運動壽命,還能在大學裏多接受一些文化薰陶,培養自己的綜合素質。”
從趙婧的成績來看,學習和訓練之間的平衡並不複雜。作爲復旦大學自主培養的學生運動員,趙婧僅用4年便實現了國內賽事的大滿貫:2011年獲得全國田徑錦標賽800米金牌;2012年獲得亞洲室內田徑錦標賽800米金牌,創造了中國該項目室內最好成績;2012年獲得全國田徑錦標賽800米金牌及全國田徑冠軍賽1500米金牌;2013年遼寧全運會800米和1500米金牌也被她收入囊中。
這樣的成績讓趙婧成了同學眼中的“崇拜對象”,“復旦出類拔萃的學生很多,文化上不能冒尖,體育就成爲我閃光的平臺”,在趙婧第一次參加上海鑽石聯賽時,輔導員帶着全班爲她寫的加油卡和很多同學到現場爲她助陣。趙婧坦言,這讓她感受了和隊友的鼓勵不一樣的“正能量”,“我和普通的學生同吃同住,復旦給了我更廣的朋友圈,不像在體工隊,圈子很窄,有時候會感到很孤單。課餘時間我和同學一起去咖啡店看書、看電影、唱卡拉OK,這樣的生活同樣是很多運動員都向往的。”
由於備戰全運會,趙婧曾體驗了一年體工隊體制的集訓生活,“吃、訓練、睡覺,就這麼簡單”。但每次和其他隊員提起學校,趙婧都能感覺到隊友對校園生活的渴望,“他們常說,這樣的學校生活哪怕體驗一個月、一週也好。”
現實困境讓“學生軍”難以拔尖
“清華學生運動員王宇、滕海寧,劉天佑、易思玲入選了仁川亞運會中國體育代表隊名單。”在亞運會開始前,清華大學體育部教授、資深田徑裁判陳偉強便在微博上爲這羣“學生軍”助威。從去年全運會開始,由高校培養的“學生軍”便開始受到更多人的關注,尤其在田徑場上,張培萌、王宇、趙婧包括早期的“眼鏡飛人”胡凱,這些具備高校學子身份的運動員,憑藉自身出衆的運動成績和綜合素質,正日益成爲中國田徑的新星羣體。
1987年,原國家教委和原國家體委在高校試辦高水平運動隊,這是“體教結合”邁出的第一步。按照兩部委的規劃,“體教結合”就是要建立一個除體育系統培養運動員渠道之外,以教育系統爲主體的體育人才培養體系。“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家的政策比較嚴,只能先開始試點,招生時降分不多,還有的是完全接近正常招生的分數,所以這批人運動成績不是非常突出。”陳偉強回憶,隨着這些年對運動員成績的要求提高,預科、保送、降分等招收高水平運動員的方式一直在變,錄取分爲二本線的65%成爲現在的標準。
儘管如此,在推行舉國體制、奧運戰略的中國體育界,從高校練出來的運動員仍然是一支新鮮而活躍的力量,“內教好則用內教,如果內教水平還不夠高,則請外教。”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杜兆才曾對記者表示,“引進來,走出去”是大勢所趨。在這樣的背景下,外語水平和理解能力超過普通運動員的“學生軍”迎來了迅速成長的契機,“對運動項目的理解和與國際運動員的交流”是王嘉陵對王宇最爲看重的特質,“去美國和外教的交流無障礙,更容易把握動作要點,這就是學生運動員的一個優勢。”
但也有業內人士表示,“體教結合的培養已經嘗試了很多年,但水平突出的運動員也只有少數幾個人,尤其田徑項目,能在亞洲站穩腳跟已是相當不易,因此短時間內依靠高校產生人才恐怕還不現實,還需要時間。”在該業內人士看來,會外語、智商高不一定能成爲優秀運動員,“又得學習又得有足夠的訓練保障,很難”。
對很多在高校的運動員來說,天賦不是問題,訓練資源的保障纔是“吃緊”的關鍵。“我的對手是很多西亞國家的運動員,尤其很多都是從非洲歸化來的選手,差距就更大了。”在趙婧看來,即便沒有歸化運動員,400米以上女子中長跑項目現在的實力也和世界水平“差距較大”。但她依然堅持在運動場上突破自我,現在她已經漸漸習慣“下午上完課3:20分就去訓練場,有時候訓練完了就餓着肚子去上課”的生活,讓她感覺“不太適應”的,就是在學校裏很難得到相應的運動保障。
“未來的趨勢是高校化,但正兒八經在學校裏面練挺難的。”現在已經進入上海隊的趙婧回憶,當年在學校奮鬥時和在體工隊待遇完全不同,“在食堂打十幾塊錢的飯,營養就那樣,但在體工隊就有不錯的飲食保障。另外,有了傷病,進校醫院就說你不能跑了,給你開請假條吧,但在體工隊的隊醫眼中,這就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他們會很專業地幫你放鬆,這樣你才能更順利地開展訓練,高校很難有那麼強大的專業團隊支持。”而從復旦到莘莊基地治療的經歷,讓趙婧回想起來還有些“痛苦”,“倒三次地鐵還要坐公交,再走路,單程兩小時,往返4小時,消耗了很多時間和精力。”
優秀教練的缺乏則更爲關鍵,“青少年中有田徑天賦的,大部分都在高中和大學,但體教分離的現狀,讓清華北大的模式很難複製。”在陳偉強看來,“體育系統有教練和培養資源,但拿到的卻是二流人才,一流人才全在校園沒有交流培養,很多人才自然就流失了,很好的玉沒有人雕琢。”這種“精英教育無體育,精英體育無教育”的狀況,很難因爲幾名高水平“學生軍”的出現而得到改變。
趙婧也發現,2009年本科階段,還有5個女生、4個男生一起訓練,但堅持到研究生階段的寥寥無幾,復旦大學的田徑高水平運動員也漸漸陷入“斷檔”,“研究生讀完了去專業隊的人更少,讀大學就是爲了找一份好工作,我現在在上海隊,即便不能去大學當老師,也有保障和分配。而那些更多的、沒有保障的運動員,就到了趕緊就業的時候了。”
本報仁川9月2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