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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無小事,足球“外交”亦如此!
世界盃行將結束,“明戰”過後,接踵而來的是足球“外交”戰線的“暗戰”。這不是危言聳聽,因爲國際足壇從來都是一個充滿博弈、波詭雲譎的“名利場”、“交際場”和“戰場”。
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有意重新分配各大洲世界盃名額,就或可看作他爲明年競選連任而進行的“合縱連橫”之舉。
世界盃前舉行的國際足聯大會上,對國際足聯高管設年齡限制和任期限制的提議在投票表決中被一大片紅色的反對票否決,充分顯示出布拉特的掌控力;同樣,亞足聯特別代表大會上,亞足聯主席兼任國際足聯副主席的提議也獲得通過,這意味着一直在推動該提議的主席薩爾曼明年連任主席和兼任國際足聯副主席將在情理之中。
布拉特和薩爾曼分別對國際足聯和亞足聯的掌控力充分證明:足球具有鮮明的“外交”屬性,擁有209個會員協會的國際足聯和擁有46個會員協會的亞足聯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非同一般。可以說,國際足聯就是足球中的“聯合國”。
足球“外交”內容廣泛,不僅包括在國際足球組織任職,還有會員協會之間的交往、合作、輸出和引進人才、組織和參加培訓、參加和舉辦賽事、選舉等多項內容。
僅就在國際組織任職而言,中國足球有過慘痛經歷。自2009年開始,中國足壇遭受假球黑哨的沉重打擊,原中國足協副主席謝亞龍、南勇、楊一民紛紛入獄,他們在國際足球組織的任職也遭剝奪。經過近幾年的艱苦努力,中國足協已逐漸收復“失地”,重新獲得了亞足聯及國際足聯的一些職位。據瞭解,目前中國足球人在亞足聯和國際足聯任職的有16人,這是一個不錯的成績單,但大多擔任的是某某委員會委員,成爲高層者極少,其中張吉龍是一位,他現爲亞足聯第一副主席、國際足聯執委。
即便是張吉龍,也面臨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2015年亞足聯將改選。如果按照目前國內不成文的政策,這位已從國家體育總局退休的高級體育人才將在國際體育組織任期屆滿後自動卸任,不再參加競選。但是中國是否繼續參選亞足聯副主席及國際足聯執委等職位?如果參選,誰來參選?是否可以打破政策壁壘,讓張吉龍這位浸淫國際足壇30年的中國足球人繼續參選?目前相關部門尚未明確這方面的計劃。可以想象的是,更換新人固然是選擇之一,但要想在國際體育組織混個“臉熟”絕非易事,不僅需要大量時間,重新搭建人脈,對個人的交往、公關能力也將是巨大的考驗。
相反,近鄰日本和韓國已經在發力。日本足協副主席田島幸三日前已經宣佈競選國際足聯執委,而且得到了日本足協和日本政府的支持。這已是田島幸三第二次公開宣佈競選國際足聯執委,第一次是在2011年,當時未獲成功,但19票的得票數比張吉龍還多一票。此外,田島幸三的團隊很“龐大”——按照亞足聯和國際足聯相關規定,一個協會最多隻能有三名代表參會,但日本足協除了三名代表外,還有接近20名跟隨人員。
韓國同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韓國足協主席鄭夢奎去年就表示有意競選國際足聯執委,他的身後同樣有一個龐大的團隊。此外,鄭夢奎是原國際足聯副主席鄭夢準的堂弟,雖然鄭夢準已經失勢,但其擁有的資源和人脈完全可以爲鄭夢奎所用。
相比之下,張吉龍的團隊人數屈指可數,財力方面更加無法和他人相比。
鑑於中國足球缺乏“外交”人才尤其是高級人才的嚴峻現實,中國足協、國家體育總局乃至更高層面應對此縝密規劃。
首先,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著名體育社會學家、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易劍東建議,眼下中國面臨的最要緊的問題並不是要奪取更多的金牌,而是要培養更多具有國際視野、專業能力和民族情懷的國際體育人才,並將其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由國家層面而非單純由體育部門來制訂規劃和保障實施。
其次,給高級體育人才創造更爲寬鬆的環境,給予特殊政策。一位曾在亞足聯工作過的人士表示,“全面開展足球‘外交’,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才。要充分挖掘現有資源,使其作用最大化。如有體制上的束縛,應給予特殊政策,張吉龍的任期明年將到期,應當未雨綢繆。”
第三,人才培養要多樣化、機制化。目前國際足球組織鮮有來自中國的專職工作人員,現有任職者多爲中國足協官員,雖也能參加一些活動,但融入度還是打了折扣。今後不妨打開思路,向亞足聯、國際足聯派遣更多的專職工作人員。此外,在外交學院副教授周慶傑看來,之所以國際體育組織乏人,主要是我們沒有很好的培養機制。“我國目前沒有相關的培養機制,能進入到國際體育組織的不外乎通過單項協會單打獨鬥或者個人能力出衆才能達成。中國的力量越來越大,沒有中國人蔘與的國際組織還不夠國際。沒有人不重視中國這個市場,只有中國人蔘與,一個項目才能開展得更好。”
中國足協今年年初剛剛換屆,新氣象更需要新舉措。中國足球需要練好“內功”,也需要藉助“外力”。只有“裏應外合”,才能讓中國足球的發展有着更廣闊、寬鬆的國際和國內環境。(記者公兵、王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