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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小戴前往國際足聯在利物浦舉辦的高級培訓班學習10個月,回來後被推薦到亞足聯工作。本屆世界盃,她被借調至組委會擔任巴西利亞賽區新聞官。“巴西世界盃我特別期待,畢竟這裏是足球王國,能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參與到世界盃當中,每個人都會感到榮幸。”小戴說,“我跟國際足聯的淵源要始於2007年女足世界盃,在那之後我在足協和福特寶工作,跟國際足聯一直有對接,可能這是他們最終選擇我來巴西世界盃的一個重要原因。我也要感謝中國足協和福特寶公司對我的培養,沒有這段工作經歷,我也不可能有機會出現在世界盃的舞臺上。”
世界盃這樣的大賽報名採訪的記者超過3000人,對於新聞官來說每場要平衡幾百名記者的入場問題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她說:“首先要保證參賽兩國媒體的球票,其次是同組另外兩個球隊的記者,然後是東道主記者,後面是進入決賽圈球隊的記者,最後纔是其他國家的記者,我們要嚴格執行這樣的順序。工作強度比較大,不過對我來說還算能夠承受,畢竟我還年輕,精力體力都沒有問題。”
小戴所在的巴西利亞賽區記者人數最少的一場也有300多人,人數多的時候會達到五六百人,工作期間難免會有一些磕碰:“巴西跟喀麥隆那場比賽來了將近600名記者,其中本地媒體佔了大多數,他們對國際足聯一些規定不太熟悉,比如文字區需要憑票入場,比如攝影記者不能隨便走動,跟他們解釋清楚這些事情還是費了一點周折,最終大多數人都能夠配合工作。”
小戴很乾練。法國隊與尼日利亞隊的八分之一決賽賽前發佈會,有非洲記者用手機拍視頻,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小戴馬上走過去,告訴他規定:你是文字記者,是不被允許使用攝影攝像器材的。該記者乖乖收起了手機。本屆比賽不同往屆,國際足聯對文字記者和攝影、攝像記者做出了嚴格區分,新聞發佈會現場、混採區內絕對不允許記者“兼職”。“自己拍完了留個紀念沒關係,有的記者是拍完了上傳到自己報社的網站,這就侵權了。國際足聯分不清拍完了到底幹什麼用,乾脆一律制止。”看到天津老鄉手裏也拿着手機,小戴不露痕跡地提醒着。
其實,小戴也不是不近人情。由於種種原因,本報記者採訪證的問題來巴西之前懸而未決,通過各種渠道多次向國際足聯申訴都沒得到答覆。說來也巧,來巴西后碰到小戴,愁眉苦臉地把事情前因後果一講,她笑着說:“就這點事呀,我來辦吧。”第二天上午國際足聯媒體頻道就發來了確認函郵件,通知轉天可以領證。在微信上和她道聲謝謝,小戴調侃地迴應:“你可愁死人了。”事實上,無論是在中國足協,還是在亞足聯、國際足聯,小戴對於能幫中國記者的事情必然幫。當然,她和我們也不客氣,說好了迴天津請她吃飯表示感謝,小戴隨口就是一句:“煎餅餜子,倆雞蛋的。”幫了這麼大忙,就吃這個,充其量不過十來塊錢,這可是感動中國人的節奏。
中國足球遠離世界舞臺,而世界盃上多了一張東方面孔,難免會有些尷尬:“經常會有人認錯,他們會問我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當我告訴他們是中國人的時候,他們往往都會瞪大眼睛,然後說‘中國?我看過北京奧運會,非常震撼’。”中國體育留給世界的記憶僅僅是北京奧運會,而足球這項世界第一運動卻不值一提,小戴很是鬱悶,“包括我的同事在內,不斷有人跟我說,世界盃需要中國隊。我當然也希望有一天能參加一屆有中國隊的世界盃,我的工作動力也會更大,不知道這一天什麼時候能夠到來。”聊天的時候傳來新一屆國足在熱身賽上輸給馬裏的信息,小戴一下子不說話了。
沉悶了一會兒,大家才重新找到話題。儘管是世界盃的新聞官,但是小戴的“特權”並不多,即便她想留一點東西做紀念也需要自掏腰包,“證件大概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免費紀念品了,像吉祥物這樣的東西,我只能自掏腰包去買了。”
戴聖英,80後女孩,天津紅橋區人,前中國足協新聞辦工作人員,後來到福特寶公司媒介部工作。跑中國足協口的記者和她很熟悉,大家都愛喊她“戴戴”,時間久了,她乾脆給自己起名爲“呆呆”。其實,別看小戴外表柔弱,內在能量卻不小,她還是女足裁判,2012年永川女足國際邀請賽曾上陣執法,當時令所有記者大吃一驚,原來是個女漢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