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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這個建議一定會觸及很多人的神經,但這原本就是應當要改革的。”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國際奧委會委員、前短道速滑奧運會冠軍楊揚,把中國體育最隱諱的體育選拔制度推上臺面,提出“關於選拔制度透明化、制度化,維護奧林匹克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則,保障運動員權益”的建議。但兩會結束後,這個“尖銳”的建議很快就淹沒在龐雜的信息中,只能靜靜等待有關部門的迴應了。
在這兩頁紙上,楊揚把運動員的權益與呼喚公平正義的社會背景聯繫起來,直指“國內組建國家隊和參加大型賽事的選拔制度不明確,存在指派”等現象。“人大代表肩負着很多人的信任,我必須提出高質量的議案。”楊揚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坦言,從2008年第一次以人大代表身份走進人民大會堂至今,很多問題都是一提再提,“這些年,關於青少年體育,我從各個角度都在提,但總體來說問題解決得比較慢,根本問題都沒得到解決”,“力不從心啊,需要更多的人蔘與進來”。
“力不從心”在著名體育學者易劍東看來,與體育“人微言輕”有很大關係——體育非剛需,在經濟社會發展序列中的位置相對靠後;體育界又難以從大社會的角度看問題,所涉議案提案多爲就體育談體育,與其他社會領域沒有形成廣泛交集,“本身式微,侷限在小圈子裏,說出來的東西很容易就變成走過場了。”
明星雷聲大提案雨點小
兩會期間,會議每天早上9點開始,代表委員通常要提前1個小時上大巴。因孩子太小離不開媽媽,楊揚只能每天在家和住地之間往返,因爲“怕過了7點會堵車”,她每天早上6點30分就出門了,而爲了準備會議發言,她“只能利用中午時間”。會議通常下午5點結束,楊揚回到家時已是晚上7點多。
今年的兩會,像楊揚這樣的代表委員有5000多人。在2232人的政協委員名單中,體育界以21人排在倒數之列,雖不乏姚明和劉翔這樣的明星人物,但人們所關注的多爲他們本身而非提案。
“今年我有提案,是自己調研後寫的”,“我帶了提案,是希望田徑運動能爲全民健身服務的。”政協委員劉翔出現在今年兩會上,“真的帶提案了”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短短几天,劉翔就佔據了體育類委員兩會熱搜榜榜首,但他的提案引發的議論並不太多。在劉翔沒有受傷前,因備戰大賽屢次缺席兩會的他,曾被稱爲“打醬油委員”,只能“用成績獻禮”的翔飛人還一度“喧賓奪主”,在兩會上被熱議。當時,前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蔣效愚曾表示:“劉翔每次來參加會議都非常認真。有時因備戰任務重,無法脫身,我們對像他這樣的現役運動員應給予理解。”
而姚明的那句“我要說(提案)是我自己寫的,你信嗎?”同樣讓他的影響力超過他的提案。事實上,姚明曾高質量地提交過《改革管理體制,開放人才選拔,促進中國籃球可持續發展》的提案,其中提到的中國籃球現實問題及建設性建議發人深省,可惜現狀並未由此改善。即便如此,姚明也曾表示,“大家不要看到一個有點名氣的委員就‘逼提案’,逼出來的提案不會是好提案!”
可自從一名體育界代表坦承自己5年都沒有議案及建議,且稱“每次參加人大會議都是學習,都是爲以後的成長做鋪墊”後,公衆對體育界代表委員及議案提案的信心自然也打了折扣。“選明星參加兩會是爲了提高關注度,但他們拿不出議案提案反而會起反效果。”有業內專家表示,體育明星很難有時間調研進而拿出高質量的議案提案,尤其是現役運動員,即便提交了議案提案,也無法讓公衆的注意力聚焦在議案提案本身。
目前,體育界政協委員通常由著名運動員、教練員和體育官員組成,“人大代表按照地區選舉,政協委員按行業推舉。地方和行業爲了提高自身在兩會上的影響力和關注度,自然會選擇一些演藝界和體育界的明星。”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陶文昭撰文表示,“對代表委員最本質的要求,在於是否代表民意,是否具有民主政治的素質。如果按照名氣選擇明星做代表委員,就等於以溫度計去量血壓,是功能錯位。”但“這些年,也有明星在專業領域乃至社會其他問題上提出過真知灼見,當是定位準確和努力工作的結果”。
楊揚坦言,從運動員的角度說,如果自己在役,“99%只能把成爲代表委員當成一種榮譽了”,沒有生活經驗,僅有的運動經驗又看似與兩會的議題沒什麼關係,就像她第一次參加國際滑聯會議時的“傻眼和尷尬”那樣:當時,“有運動員問國際滑聯,你一年的預算是多少?我當時還想,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一天下來我都插不上什麼話。”直到被國際滑聯主席一語點醒,“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你的體育項目,說你知道的東西就行。”所以,退役後致力於青少年體育和運動員培訓工作的楊揚,在兩會上提出了不少建議,而運營冰場的經歷,又讓她的視野拓寬到社會化俱樂部的相關領域。“退役後,得益於我的工作,我的建議很多都與主流的競技體育無關,反而得到社會上的關注更多。”
根據易劍東的觀察,和其他領域相比,體育類議案提案在調研力度、思想深度、理論高度和實踐的應用性等方面還有很大差距,“我們的很多提案還在就事論事,涉及面不夠廣。”這和很多專家的看法基本一致,“各方面都在談政府責任,但體育問題不是靠政府責任就能解決的,形成政府、社會、市場和公民個人4點驅動,從體育機制上解決問題纔是根本。目前的體育類議案提案,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氣場不太吻合”,“參與比重不是最重要的,怎樣把議案提案的質量提上去更爲關鍵。”
視野太侷限容易被忽視
說到運動員的文化教育和安置、青少年體質的增強和全民健身條件的改善等問題,易劍東表示,今年兩會體育議案提案的焦點內容和七八年前相比,“沒多大變化”。
2011年3月,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楊揚提出城市社區體育用地保障的議案及其他4項建議,“我在提交時都註明了需要反饋。”此後,楊揚陸續得到了迴應,“住建部電話反饋說,議案已經提交到國務院。”但“我們小區還沒有健身場地”的相同說法,促使不少人大代表再次與楊揚聯名,“由於沒有看到落實,所以今年以議案的形式再次提出了。”
多年提交議案的經驗讓楊揚明白,“不能天馬行空地寫,得考慮到最後誰能實施。”但管轄部門的龐雜有時也讓她摸不着頭腦,以青少年體育爲例,學校體育主要由教育部體衛藝司負責,但教師缺編又歸師資司管轄,青少年體育俱樂部又由國家體育總局主管,“如果一個大問題拆分到每個部委變成一個個小問題,就很難有人去落實。而沒有總牽頭的人,事情也常常做得有頭無尾。所以,高層設計需要重新考慮,到底把青少年體育放到哪個高度去推動,如果作爲國家人才戰略、人才型社會的一部分,會不會好一些?”
在業內專家看來,這恰巧是體育領域“責任虛置”的表現,雖然國內專設體育局代表政府主管全社會體育事務,但其協調社會辦體育的功能並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應當有更高層面的部門關注,用綜合思維促進體育改革”。然而,“體育系統內部有一套自身的話語體系,可惜與社會、媒體、更高的領導層和國際社會的話語系統沒有完美對接。”易劍東用數據表示,被忽視的結果直接體現爲,在國家財政投入序列上,對體育的投入在持續下降——1991年,體育投入佔政府總財政投入的千分之4.3,但從2008年到2011年,該數字降爲千分之一甚至更低。“政府公共財政對體育的投入越來越少,因爲國家首要考慮的硬性投入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關,比如物質能源產業和基礎設置等。體育對大多數人而言,並非第一需求。”相應地,國家在政策法規上對體育剛性和硬性的規範也十分有限,“所以,體育問題重複提了那麼多年,一直難以解決。”
易劍東回憶起參加聯合國體育促進和平發展國際論壇時的感受,他向記者表示,聯合國有很多借體育改善貧窮地區設施條件和感受和平快樂的項目,但很少選擇中國立項,當他問及原因,對方表示,這樣的會議很少有中國人蔘加。同時,中國很少把體育與和平發展聯繫起來。“正如羅格所說,體育單獨做不了什麼,但可以和其他領域結合起來,去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我們的視野太窄,聲音本來就微弱,還總是就體育談體育,難免陷於說起來重要,忙起來次要,做起來不要的尷尬處境。”
“而真正該關注體育的領域,卻對體育視而不見。”易劍東表示,今年的兩會,旅遊和文化領域的報告中涉及了部分體育內容,但談及健康問題時,衛計委的部分報告卻對體育“隻字未提”,“我國有兩億慢性病病人,主要根源就在於營養過剩和運動不足,在國際上,想健康先談運動再談吃藥,而在我國恰恰相反。”體育的式微引得姚明感嘆,“大家都忽視了運動的重要性,再過10年,肥胖一定會像霧霾一樣影響中國人。”
“體育的處境與前些年的環保類似。”易劍東曾在相關部門談及“體育的戰略性”,卻被以“笑話”二字迴應,這讓易劍東感覺“很荒唐”,“體育和環保都是人與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但都經歷過式微的階段”,若要利用好兩會的平臺發出聲音,讓人大政協的代表委員發揮作用,就需要“始終站在社會的高度和與社會結合的角度表出聲音,引起關注和重視,才能真正促進體育事業的發展”。
本報北京3月1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