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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澳網漸入佳境,李娜能否在澳網這塊“福地”上再有上佳表現引人關注。如果以打進大滿貫賽事女單四強的頻率作爲參考標準,墨爾本的確最有可能成爲李娜再圓大滿貫冠軍夢的地點。
但無論李娜能走多遠,以她爲代表的中國網球,都已在國際網壇贏得一席之地。中國作爲奧運金牌大國,卻無法成爲體育強國,一直是一大尷尬,因爲中國的優勢項目幾乎全都是國際職業化程度較低或非主流的運動項目,國際職業化程度較高、影響力較大的項目,卻往往是中國競技體育的短板。
不過,網球已經成爲例外,而這種例外也提醒着中國足、籃、排球等很早就開始職業化嘗試卻止步不前的運動項目,放手改革並不是那麼難。
中國網球主動與國際接軌
自己負擔參賽、訓練、聘請教練等所有費用,比賽獎金和贊助收入也基本由個人獨享,李娜、鄭潔、彭帥和張帥等中國女子網球運動員,如今走的就是這樣一條“單飛”之路。
中國網球在2009年開始對部分優秀運動員實施“單飛”政策,毫無疑問,這一政策極大地激發了優秀運動員的潛能。李娜能在2011年奪得法網女單冠軍,躋身世界最有影響力的運動員行列,與“單飛”密不可分。
不過,在2008年之前,“單飛”卻是中國網球的一個敏感詞。李娜和彭帥等中國女網的主力隊員都曾與中國網球運動的管理者發生過激烈衝突,或直接表達“單飛”意願,或採取炮轟國家隊和重大比賽出工不出力等抗爭手段。
當時,引起中國女網部分主力隊員不滿的主要矛盾,是比賽的獎金分配和國家隊無法提供個性化訓練計劃。
國家網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孫晉芳曾說:“外國選手都羨慕我們的‘舉國體制’,她們訓練和比賽所涉及的一切工作和花費都要靠自己,而我們的隊員是由國家提供各項保障條件。”
然而,當中國網球放開“單飛”政策之後,具備條件的優秀運動員紛紛放棄了令人羨慕的“舉國體制”,哪怕“單飛”之路不太順利——晏紫就因爲“單飛”瀕臨破產,去年剛剛“單飛”的小將張帥也感受到了陡然增加的經濟壓力。但相比起“舉國體制”的保障,一名優秀職業網球運動員更渴望獲得與自身價值相匹配的經濟回報,和可以使個人競技實力得到更大提升的個性化訓練,這兩項都是體制內運動員難以獲得的。
在國內不少網球教練看來,李娜、鄭潔和彭帥這撥“單飛”的中國網球運動員趕上了好時代,“舉國體制”的優勢她們享受到了,“單飛”政策她們也趕上了。這個好時代的背景是中國網球必須與國際接軌的現實需求。目前已經“單飛”的彭帥和張帥都是天津隊隊員,天津網球運動管理中心訓練部負責人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網球本身是一個高度國際化和職業化的運動項目,中國網球運動的改革步伐要比很多運動項目快,這與網球的國際化、職業化特徵有很大關係。”
天津是中國網球后備人才實力最強的城市,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就開始了“走出去請進來”的國際發展戰略,比中國網球國家隊選派李婷、孫甜甜、鄭潔和晏紫等隊員常年參加國際比賽的時間還要早。
在這名負責人看來,如果“單飛”政策能夠促進運動員取得更好的運動成績,運動隊的目標就達到了。“運動隊要的就是運動員能出好成績,不管是‘單飛’還是其他什麼政策,都是實現運動員出成績這一根本目標的手段。”這位負責人表示,至於運動員“單飛”後得到的獎金收入提高,看似運動隊的收入有所損失,但這不是什麼問題,因爲運動隊並不是爲了賺錢而存在的。
孫晉芳不久前在回顧中國網球近十年的發展歷程時表示,中國網球從關着門玩到與國際接軌,經歷了一個對網球的職業化和國際化從不適應到適應的過程。
全面職業化改革是發展必然
中國家長培養子女練網球的心態正隨着中國網球運動的國際化和職業化發展趨勢而變化,“舉國體制”已經不再是中國網球運動員培養的唯一模式。“天津是中國最早開展網球運動的城市之一,網球氛圍一直都有。雖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中國網球的國際大賽成績不如現在,但那個時候天津練網球的孩子比現在還多。”天津網球運動管理中心訓練部的這位負責人表示。
而在北京某國際網球學校董事長丁叮看來,2008年之後,中國網球培訓市場迅速升溫,很多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家長都願意把孩子送進網球培訓俱樂部,而不是網球專業隊。
孫晉芳在幾天前預測,未來十年,舉國體制之外培養的運動員將可能佔到中國網球運動員的50%。
天津網球運動管理中心訓練部的這位負責人也相信,中國網球繼續進行職業化和國際化的改革將是大勢所趨,因爲網球的國際發展環境會不斷推動國內網球進行改革。但他不認爲中國網球的“舉國體制”會很快被取代,“打個比方說,‘舉國體制’的網球專業隊是‘國企’,而社會力量培養網球運動員的體系是‘私企’,就目前來看,國企掌握的軟硬件都遠遠優於私企,所以,就算是再過十年,我也不認爲‘舉國體制’外培養的運動員會超過體制內培養的運動員。”
而且,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富裕家庭較多,而二線及以下城市,包括天津在內,仍有很多家庭生活水平不高,他們送子女練體育的唯一想法,就是給子女找一條出路,這些家庭仍將高度依賴“舉國體制”。
“只要培養青少年網球選手的社會贊助和培訓體系搭建起來,有天賦但家庭條件不好的青少年網球選手就有成材的機會,不用擔心他們會被埋沒。”丁叮曾向記者表示,中國網球的下一步職業化發展,需要相關主管部門爲社會贊助和培訓體系的完善提供政策引導和保障,國外優秀網球運動員也不是都來自富裕家庭。
其實,隨着中國網球競技實力的提升和受關注度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各級網球專業隊對贊助商的吸引力也在增強。天津網球運動管理中心訓練部負責人相信,如果真把網球專業隊推向市場,他們的適應能力肯定比其他很多運動項目強,“畢竟,中國網球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已經很高。”
網球的改革經驗未必能複製
中國網球的職業化改革進程是中國體壇的一個特殊現象,在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易劍東看來,“網球在中國是一個小項,原先的受關注度也不高,這使得網球進行改革的阻力要比足、籃、排等大球項目小很多。說到網球的職業化改革模式能否被其他項目所借鑑,還是有很大疑問的。”
在不久前舉行的全國體育局長會議上,國家籃球運動管理中心提出了“管辦分離”的想法,但是在外界看來,這種名義上的“管辦分離”是換湯不換藥。
1月17日,在中國籃球相關論壇上,姚明和王治郅兩大中國著名籃球明星雙雙提問籃協,“我們辦聯賽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麼?”“我們的聯賽到底該由市場來主導,還是靠行政力量來驅動?”但對於這兩個有關中國籃球職業化發展的核心問題,中國籃協官員在會場上卻顧左右而言他。
姚明表示:“爲什麼過去體育總局推出的這些改革方針都受到很大的非議?用一句粗俗的話說就是‘屁股決定腦袋’ ,因爲難以割捨自身的利益。”
從國家體育總局賴以存在的奧運會成績,到地方體育局安身立命的全運會成績,奧運戰略和全運戰略是維繫中國體育行政主管部門的生命線。易劍東認爲,只要對體育主管部門的考覈標準不變,體育職業化改革就很難真正推進。即便是改革步伐已經走得很快的中國網球,也會後繼乏力,正像孫晉芳所說,未來十年,網球將步入改革的“深水區”。
因爲有各種比賽任務,各級體育主管部門才組建隊伍、培養隊員並因此獲得經費、獎勵,如果沒有了比賽任務,所有這些工作都會失去存在的意義。
在國際上主流和影響力較大的體育項目,通常都高度職業化。中國本應充分與國際接軌的體育項目,如足球、籃球,卻遲遲無法做到真正的職業化。足球聯賽、籃球聯賽的管辦分離至今仍是一句空話,姚明表示:“管辦分離肯定是未來的方向,對此,俱樂部投資人和籃球事業單位管理人員都很明白。”但無論中國足協還是籃協,卻一直不願在“管辦分離”上放手。
與不斷推進職業化改革並因此接連獲得成績突破的中國網球相比,中國足球、籃球乃至排球的成績停滯乃至倒退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在職業化改革上的不作爲。
正如姚明所言,改革的力度有多大,決定着我們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