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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打球的那個時代,其實就有歸化運動員,但那時的新聞傳播方式沒那麼迅捷,沒有現在的影響大。但越來越多歸化球員的出現,根本上是因爲我們的
體育 體制有不小的侷限性。”中國
男籃 名宿、現任西北工業大學
男籃 主教練王立彬告訴記者。
在前不久結束的
東
亞運 動會上,代表
日本 女籃出戰的王新朝喜的出現,再度挑動了國人的神經。王新朝喜原名王岑靜,1987年12月在天津出生。2003年,王岑靜移居
日本 ,改名爲王新朝喜,就讀於
日本 岐阜女子高等學校,在那裏開始了
籃球 訓練。隨後她進入
日本 白鷗大學,2010年加入三菱電機女籃,征戰
日本 聯賽。
王新朝喜並不是第一位被
日本 隊歸化的中國籍球員,前不久鬧得沸沸揚揚的前北京首鋼女籃隊員李明陽、曾在W
CBA 賽場征戰過的李莎莎、2008年入選
日本 青年
男籃 並出戰亞青賽的張天傑等。如果再算上其他領域,諸如當初的
乒乓球 選手小山智麗,以及被哈薩克斯坦歸化的
舉重 選手祖爾菲亞(原名趙常玲),越來越多的運動員,因爲各種原因選擇爲其他國家和地區代表隊效力。
“很多運動員都是被
日本 歸化的,因爲在歸化運動員方面,
日本 開放得比較早。”曾經在
日本 生活過一段時間的王立彬告訴記者,“通常以收養、結婚和上學的方式完成歸化。以歷史的角度而言,被
日本 歸化可能讓一些人從情感上難以接受,但從其他方面看,這種現象應該是非常正常的。”
現在,被其他國家和地區代表隊歸化的中國運動員,大致分爲兩種。一類是李莎莎和李明陽這樣,曾經在專業隊訓練,甚至入選過國字號球隊的;而另一類就是像王新朝喜這樣,從未接受過專業訓練,從中學後便移居海外的。前一種類型,由於其曾在中國籃協註冊,因此便於監管——李莎莎和李明陽還從未代表過
日本 隊征戰國際比賽。但像王新朝喜這樣的運動員,由於之前從未進入過中國的
體育 體制內,所以代表
日本 隊參賽,中國方面根本沒有辦法。
但不論是哪種類型,歸化造成了中國
體育 人才流失卻是不爭事實。究其原因,從表面上看,是我們運動員收入不高,特別是被歸化人數較多的女籃運動員,每月僅區區幾千元的收入,確實令許多運動員心灰意冷,但從根本上說,人才流失其實是中國教育和
體育 分立形成的體制壁壘造成的。
“
日本 的方式是,在球員的初中和高中階段,由公司出錢讓球員來到
日本 。這些公司,一般旗下都有自己的球隊,球員上午學習下午訓練,從來到
日本 開始,這名球員就是公司的正式員工,但我們的體制卻給自己造成了很多限制。”王立彬說。
王立彬所指,無疑是現行體制下教育和
體育 的分立。如果從事專業系統的訓練,那麼學業無疑沒有保障,退役後的出路非常狹窄。像女籃運動員,由於收入較低,危機感更強。但如果兼顧學習,又會因爲教育系統的專業訓練質量和條件所限,無法讓運動員在運動成績上達到高水平。
“我們現在有兩種模式,缺少一種由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貫通的訓練體制。不僅如此,教育和
體育 之間,還人爲地設置了很多障礙。”王立彬舉例稱,在
美國 ,學生運動員往往能享受一些優惠政策,可以兼顧訓練和學業,“如果運動員4年中的大部分精力都在訓練和比賽,不可能特別好地兼顧學業,那麼學校就會同意你晚畢業幾年,但國內不同,超過了時間很難再頒發畢業證書。很多用人單位,在招收員工時,還分應屆和往屆,一般的往屆還不要,所以只能按時畢業,這就造成運動成績和學業其實都沒有搞好。”
由於訓練和學業無法達到兼容,越來越多有潛力的年輕人,或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或像李明陽和王新朝喜一樣,直接去跳出現有
體育 體制,去國外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現在,有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很多老一代運動員,不願讓自己的孩子成長在國內的體制下,而選擇把他們送到國外去。
“在中國,除了
丁俊暉 ,很難有其他運動員能說自己沒有花過國家一分錢,但今後或會有所不同。”王立彬的女兒,目前在
美國 邊讀書、邊打球,“職業
體育 只是一種賺錢的方式,但教育是基礎。當初,我就是給女兒這樣規劃的,即便將來不當職業運動員,也不會耽誤今後的發展。”
面對越來越多的歸化球員,如何控制
體育 後備人才的流失就成了當務之急——不久前,中國籃協在教練員崗位培訓班上對此進行過專門的討論,提高運動員待遇、解決運動員後顧之憂等方式都被提及,但在教育和
體育 分立的背景下,這些更像是表面文章。
“自己好、不怕跑。但現在,學校對
體育 不重視,
體育 對教育忽視,不僅可能讓更多的優秀
體育 人才離開,更嚴重的是,會致使整個國民體質的下降。”王立彬說。
本報北京10月2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