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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帥還是洋帥?這歷來是中國國家足球隊選帥的一大難題。其實若能拋開這個簡單的二選一、而用更高的“以我爲主”的戰略眼光來看問題纔是關鍵。
我們必須明確一點,中國足球在技戰術上目前存在着與世界先進趨勢的嚴重背離,因此國家隊的帥位理應選擇有能力、有辦法糾正這種背離者來擔當,他的任務就是要帶領國足走上一條符合世界足球先進趨勢的正確道路,並且要力爭有自己的特點和創新。
這便是一種“以我爲主”的戰略眼光:既要看準世界先進趨勢、又不盲目迷信亦步亦趨;而應胸懷大志、在看到正確方向的基礎上、時刻不忘結合自身特點勇於創新,只有這樣的思路才能指導中國足球由弱變強、在世界足球的版圖上刻上醒目的座標。
從長遠來看,中國足球要想真正有所作爲,則必須找到具有極高足球智慧和深厚足球哲學的戰略型教練、而非僅會小修小補的戰術型教練。戰略型教練和戰術型教練的最直觀區別在於:前者主要是根據自己固有的足球理念、哲學和戰術來選擇球員;而後者則主要是根據具體的球員來制定戰術。這兩種風格雖然各有優勢和道理,但卻差別迥異,兼具宏觀、微觀思路的前者若輔以天時、地利、人和,便有望取得巨大成功,或成爲世人皆讚的無冕之王;而偏於微觀思路的後者,往往只能是略有小成。前者的代表如米歇爾斯、克魯伊夫、桑塔納、弗格森、瓜迪奧拉,而世上絕大多數教練則是後者。
當然,世界足球的歷史證明,戰略型教練總是要從可塑性極強的青年隊帶起,花上幾年時間的艱苦工作才能取得成功,不論是克魯伊夫的阿賈克斯、弗格森的曼聯還是瓜迪奧拉的巴塞羅那都是如此。但當年希丁克帶韓國隊、特魯西埃帶日本隊時大量使用技術和意識尚未定型的年輕球員的辦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對於中國足球隊的選帥也是個借鑑,若能給國家隊更多的集訓時間,則一個優秀的教練或能極大地提高其水平。
但中國足球從長遠來看,應將優勢資源和政策支持放在大量培養本土的戰略型教練、尤其是青訓教練上,我們不能眼睜睜看着孩子們在青訓一開始便練錯了方向、養成了錯誤的踢球習慣,此後一步接一步地錯下去。而要做到這點,則不能單純依靠洋帥的指導,而應以本土教練的積極摸索和實驗、大膽創新爲主,以引入洋帥爲輔,因爲西方足球發達國家絕不會輕易將自己的科學訓練方法外傳,否則世界上也不會只有一個“拉瑪西亞”了。
而對於國家隊選帥而言,應吸取聘請卡馬喬的教訓,不能再犯“臨時抱佛腳”、“病急亂投醫”的錯誤,要按照合理的程序來形成最後的慎重決策,而對於短期的亞洲盃預選賽任務,則不妨由在東亞盃賽上有出色指揮的傅博繼續任代理主帥。
傅博雖並無帶領中超俱樂部或國字號球隊的輝煌經歷,但他在東亞盃賽上率隊連平日本、韓國,力挫澳大利亞(儘管對手只是沒有海歸的替補陣容),初步展現其執教能力。國足在東亞盃賽上有三點進步:一、球員罕見地在局部配合中展現出一定的思考、計算能力,打出了此前國家隊少有的流暢短傳滲透;二、大膽使用王永珀、孫可、武磊、張稀哲、于大寶等年輕球員,取得不錯的效果;三、國家隊重新找回凝聚力,三軍用命下精神面貌煥然一新。雖然一屆東亞盃賽不能說明太多,但至少國足在比賽中展現出的思考和計算能力是符合世界足球的發展趨勢的,單論這一點進步,傅博也應獲得更多的機會來證明自己是否有能力帶領國足節節攀升。
而如果由傅博帶隊征戰亞洲盃預選賽,這期間中國足協也應通過一定的程序,對優秀的本土教練和外教進行接觸,以往足協選帥基本到最後都是內定,外界並不知曉新帥的基本執教思路、訓練理念,因而無從對比、進行判斷,其實更應通過公開、公正的程序,由幾個候選人、比如傅博、高洪波和朱炯,分別對自己的執教思路的闡述來讓媒體和公衆有個大致的印象,從而來輔助、甚至參與決策。
當然,像世界冠軍裏皮這樣的優秀外教,已經在恆大證明其駕馭中國球隊的能力,通過亞冠、中超的戰況,裏皮已經非常熟悉亞洲足球和中國球員,而其倡導的足球理念也已經從恆大慣常的踢法中展現出來,十分符合世界足球的先進潮流。因此對路的高水平外教也應能給中國國家隊帶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外籍教練高昂的薪水、與中方團隊、球員的互相適應都是實際帶隊中的難點,需要再三斟酌,最後如果還是決定聘請外教,中國足球也應牢牢把握“以我爲主”的原則,在賦予外教大權、認真學習他們的訓練方法、臨場指揮的同時,中方團隊也應保持獨立思考、勇於創新的精神,爭取通過洋帥培養出更多的優秀本土教練,這才能將花大代價請洋帥的作用最好地發揮出來。
(鄭道錦)
標籤:中國傅博洋帥外教以我爲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