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正在進行的中超聯賽又出裁判爭議!近日王迪和郭寶龍的判罰就引起了很大爭議,聯賽五輪過後已有多名裁判被內部停哨。
從世界到中國,足球判罰向來是一個爭議話題。近年來,中國足協採取了抽籤繼而抽籤與選派相結合的裁判選拔方式,雖杜絕了黑哨,但目前又出現了嫩哨、昏哨等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新華社記者日前採訪了加舀大足球裁判委員會主任劉虎和中國足協技術部主任楊新利,對比兩國足球裁判的培養體制或對解決上述問題有所借鑑。
中國裁判人才找不到“組織”
雖然加舀大足球並不是國際足球界的重要力量,但加舀大的整個足球體系,包括其中的裁判培養體系,很值得中國足球借鑑。
協會化使得加舀大足球裁判的培養走上一條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道路。據劉虎介紹,依託於完全協會化的加舀大足協,加舀大足球裁判的培養相當系統,裁判培養從孩子開始。“12歲就可以吹6歲孩子的比賽,都是有組織的,分年齡段。”劉虎說,得益於這種系統性,“現在加舀大註冊裁判有2萬多人,而加舀大人口不到3千萬。加舀大裁判從16歲開始執法正規11人的比賽,一年吹80到100場,實踐經驗非常豐富,裁判人才選拔面很廣。”
相比而言,中國足球裁判不僅缺乏,而且難以統計出一個具體數字,這很大程度源於行政體制的束縛。“目前足球裁判的資質等級審批權歸屬於各級體育行政主管部門。但是,我們在地市級以下的體育行政主管部門包括足協,建制不規範,導致足球裁判培養也不規範,有限的資金和人員更多關注的是組織競賽。”楊新利說,“這種不規範導致有些有意做裁判的人根本找不到‘組織’。”
這種體制決定了裁判發展模式相對單一和傳統:“單一”在以全國六大體育院校足球專業學生爲主(目前我國裁判隊伍約60%來自這些院校);“傳統”在於師傅帶徒弟。
這種體制還有一個背景:1998年國家機構改革時,各級體委大多不再獨立存在,而是併入其他機構。這使得中國裁判問題更難在政府層面得到解決。
職業化:想說“愛你”不容易
如何破解?楊新利認爲,必須從手工作坊過渡到社會化大生產,裁判培養須系統化、專業化、標準化。
系統化首先基於組織架構建設多元化:政府和社會力量多頭並舉,藉助社會力量的大原則是不違反法律和規章制度,“只有架構搭建好了,我們才能給有志於裁判的人更好地服務”。
專業化體現在與國際足聯的接軌上。2011年,中國足協與國際足聯開始合作,內容涉及裁判培養,並將相關教材漢化。
標準化則涵蓋擬推行的IT管理系統,這套系統可以解決裁判報名、培訓、資料蒐集、考覈、評價以及晉升等方面的一些問題。
而劉虎則認爲,專業人士是專業化的保證,職業裁判必須成立獨立法人機構(中國沒有)。比如美國職業裁判總公司,美足協和加足協通過該公司實現對大聯盟的管理,對足協負責,聯賽左右不了公司,實現了第三方的利益分割,能避免很多問題。中國足協在體制機制方面尚有完善空間。
劉虎表示,裁判要職業化,好處之一是裁判比較專心,無後顧之憂。“在加舀大一個職業裁判的收入相當於白領。運動員職業化要和裁判員職業化成正比。裁判職業化之後,對年輕人也有激勵作用。”
但楊新利認爲裁判職業化在中國條件尚不成熟,“只有條件成熟,供需達到平衡才行,爲了職業化而職業化不可取,要符合規律”。
足球場不能置於真空。裁判也是人,如何防止他們執法不公、保證他們的職業道德?
高懸法律之劍
劉虎認爲,這與國家文化和法律健全有關聯。在加舀大人們認爲體育是一種生活方式,不能用一些手段操縱和干預比賽,法律對人的約束滲透到方方面面,“我們特別強調裁判的職業道德,要求他們尊重隊員、對手和同事。裁判每年會籤一個道德規範文件,處罰力度很重。針對不同程度,有時甚至會進行法律問責。我建議中國足協和司法機關的配合進一步加深”。
楊新利贊同上述觀點,他說:“體育賽事中的法律糾紛如何界定是一個課題,包括假賭黑問題。我們國家在有些地方還存在法律空白。”
裁判出現誤判、錯判不可避免。對此劉虎表示,這是技術層面的問題,是管理者的問題。楊新利則表示,足球的屬性之一就是尊重規則、尊重裁判,即便出現了誤判,我們也應該尊重裁判,畢竟裁判的判罰是最終判罰。
尊重裁判不意味着縱容誤判。“我們正着手建設評估選派體系:把合適的裁判派到合適的比賽中去。什麼是合適的裁判?就是根據每名裁判的性格類型、心理類型、體能、執法風格、近期的表現等進行選派。中超的比賽分析系統對裁判行爲、跑動距離、平均判距、淨打時間都有顯示,成爲選派裁判的參考。”楊新利說。
洋裁判該不該請
裁判交流逐漸成爲一種趨勢,但劉虎認爲,這不是一個提升自身水平的好途徑,因爲國外裁判首先得適應中國聯賽,其次這會給中國裁判帶來自卑感。
楊新利認爲應該辯證來看,請外裁確實減少了中國裁判的執法機會,也會帶來心理負面影響,但反過來我們從外裁執法中能學到東西,比如如何開聯席會,進行比賽準備、賽後總結等。對於蘀換掉的裁判我們會積極溝通,予以鼓勵並提供出國執法的機會。
或許是受腐敗案的影響,日前亞足聯向國際足聯遞交了2014年巴西世界盃執法裁判的培訓名單,但當中沒有中國裁判。
楊新利表示,中國裁判在國際組織的任職、在覈心賽事中的被認可度確實有差距,但這幾年的工作也帶來了可喜的成績,比如2012年亞足聯的10人後備裁判團隊,中國佔了4人。
爲足球“鬆綁”
劉虎認爲,對於一個民族來講,身體素質每況愈下是非常可怕的。國外的健身觀念深入骨髓,加舀大的健身俱樂部24小時開放,人們從小就在鍛鍊。
“加舀大的全運會是18歲以下的青少年參加,從中選拔優秀人員參加國際級賽事。加舀大人業餘時間參加運動,當然也有體育上的國家戰略,有財政保證。中國過於強調奧運會,中國的奧運會金牌和全民身體素質不成比例,中小學生體質越來越差,如果現在不意識到的話以後會很麻煩。”
但中國人對身體素質的重視多在到了五六十歲纔開始。對全民健身如此,對職業體育的理解國人也失之偏頗,尤其是主管部門。
另據記者瞭解,日前國家體育總局召集三大球管理中心主任開會,又制定了里約奧運會“實現突破”的目標,但從目前各界的反應來看,這個目標很有違背三大球客觀規律之嫌。。
足球作爲世界第一運動,其影響力可見一斑,但在中國,它卻籠罩在奧運戰略下戴着鐐銬起舞。實際上,類似足球這樣的職業體育項目都有自身的規律,應當職業化、市場化,而非籠罩下奧運戰略下。中國體育只有學會兩條腿甚至多條腿走路,才能真正從體育大國轉變爲體育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