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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效農,一個和“中國足球”密切相連的名字。
上世紀90年代,郎效農在中國足協職業技術部負責聯賽管理工作;2001年年初開始,他擔任中國足協中超聯賽籌備辦公室主任,爲設計和籌建中超聯賽嘔心瀝血,“中超之父”的稱呼由此得來。
從2004年發展到今天,中超聯賽一路起起伏伏,郎效農幾次在危急關頭挺身而出。
他至今未婚,人們說,老郎的媳婦就是中國足球。
曾經叱吒中國足壇的郎效農,本打算在退休後就退出足球江湖。但是,在河南建業董事長鬍葆森的誠意邀請下,寶刀未老的他於2011年64歲時再次出山,以總經理身份加盟河南建業足球俱樂部,並被賦予“中超俱樂部老總裏最大的權力”。
但是一年之後,他就卸下總經理的職務,黯然轉爲球隊技術顧問。
從足協到中超,再到基層俱樂部,飽經滄桑的郎效農,儼然已看破紅塵。但是,他的一腔熱血並未熄滅,面對喧囂依舊的中國足壇,他依然躊躇滿志。
走進河南建業主場、建業足球俱樂部的辦公所在地——鄭州航海體育場,郎效農的辦公室就在一樓大廳邊上一個很不起眼的位置。“中國足球都這個德行了,你們幹嗎還關注這個?”開場白讓記者意外,但話糙理不糙:今年3月14日,國際足聯公佈了2月份國際男足排名,中國隊排名狂降,列世界第109位,亞洲第13位。這是自FIFA排名系統建成後,國足歷史最差排名——郎效農感慨:“恨鐵不成鋼!”
老郎很少對媒體說話,這位中國足壇的大腕級人物在圈內以“語拙”聞名,這次接受《中國經濟週刊》專訪時他竟滔滔不絕,且字字中肯、擲地有聲。
足球曾是體育職業化排頭兵
關於中國足球改革的“辛”路歷程,作爲見證者和元老的郎效農應該是圈裏最有發言權的人物之一。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國家體委出臺了所謂的“奧運戰略”,即縮短戰線,突出重點。所謂“重點”就是能拿金牌的項目,而一些成本較高、出成績較慢的集體項目被打入了冷宮,包括足球。
“國家體育系統對足球不耐煩了,”郎效農說,“它成了一塊吃着膩,扔了又可惜的‘肥肉’。”於是,足球被推向社會,任其自由發展。
“幸運的是,當時足球改革得到了李鐵映的大力支持,更趕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開端。”郎效農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中國足球也因此成爲踐行中國體育職業化的排頭兵。”
1992年,趕在十四大召開前的紅山口會議開啓了中國足球職業化進程。1994年,甲A聯賽登上歷史舞臺,郎效農作爲足協聯賽技術部官員參與其中,“我認爲,聯賽在開始的兩三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儘管是粗放型的組織模式。”郎效農說,“就好像一種生產力得到充分解放,爆發出了強大的生命力。”
改革中止的鬧劇
職業聯賽風風火火地進行時,國家體委發了話:“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務已經完成,沒有進一步的改革任務。”這樣莫名其妙的決定讓足球改革這列開往春天的地鐵戛然而止。
“足球被晾在那兒了,一切還停留在粗放式的階段上。王俊生在任(中國足協主席)時期,曾提出過很多改革方案,但全被壓下來了。那些有待規範化和合理化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一切愈演愈烈!”郎效農有些激動地說。
作爲中國競技體育改革的突破口,足球一馬當先承擔了歷史的重任,爲什麼要被扼殺在搖籃裏?原因讓人覺得有些好笑——其他項目對足球的超前發展意見很大:“爲什麼足球的成績不如我們,爲什麼讓它這麼紅火?”國家體委當時竟要求媒體不要把視線集中在足球上,“我們還有很多項目可以報道!”
隨着時間推移,中國足球開始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假賭黑現象、國家隊戰無不敗、球隊裏的不良風氣、校園足球事業的無源之水……名譽掃地,形象一跌再跌。輿論對“足球”這個字眼的詬病,已不僅是“臭的”,更是“髒的”。
人們不禁問:中國足球怎麼了?
在國家體育總局看來,這是由於足球改革的步伐太快造成的。“不同角度,看法也就不同。作爲一個一輩子搞足球的人,我認爲改革的步伐是慢了,至少已經被耽擱太久了。”郎效農說。
體制禍害
老郎曾在微博裏寫過這樣一段話:“足協會存在一些決策失誤、工作不利的情況,也可能有個別工作人員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不存在什麼黑幕,一切都在陽光之下。你可以不信,但事實將會逐步說明一切。”
如今中國足球一路跌跌撞撞,幾乎就要塌臺,爲什麼“陽光下的足球”這麼“命苦”?郎效農認爲,根源就是不合時宜的體制。
“如果當年改革穩紮穩打、不斷深化和細化,中國足球的職業聯賽會比今天好很多。”郎效農說,“改革是一個將經營管理模式不斷制度化、規範化的過程,比如俱樂部標準的建設、職業聯賽組織標準的建設、市場行爲的規範等等,不能不管,但更不能一拍腦袋做決定。”
“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披着足協的外衣,替代足協行使權力。足協主席不是通過正式程序選舉出來的,而是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選派任命的。”郎效農說。在他看來,職業聯賽“官辦”是不符合職業體育發展規律的。老郎退休前有兩個心願,一個是推出中超聯賽,二是組建起能夠自我運轉的中超委員會。現在看來,他只實現了第一個。
迷戀“行政管理足球”是歷史倒退
去年反賭打黑風波讓中國足球再次身處水深火熱之中。人們熱切期盼足代會的召開,來給中國足球一個交代。可是,作爲中國足協選舉任命領導班子並對足壇重大事宜進行戰略部署的最高權力機構,本應4年一屆的全國足球代表大會,新一屆的召開時間卻一拖再拖,直到今天杳無音訊。如今距離2003年的上一屆足代會,已有10年光景。
“官員們根本就不想開足代會。就算開會,目的也不是爲了推動足球改革,而是爲了那些職權和職位。”郎效農說,“假賭黑的本質是什麼?兩個方面說,一方面是社會風氣的影響,讓足球內部的腐朽浮出水面,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也是深層次的就是體制,他們總是力圖用行政管理市場。”
“幾十年的國家行政管理習慣和公務員優越感,導致現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維停留在‘我們怎麼管好’而不是‘怎麼動員大家把事做好’的層面上,沒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麼。”郎效農說,“一些官員進入足球領域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眼花繚亂,沒有頭緒。”
如同當年堅決反對向朝鮮足球學習一樣,老郎一直堅信足球應該向前看。“對行政管理足球的迷戀,而沒有意識到改革和發展的責任,這是一種歷史的倒退。”郎效農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中國足球期待真正管辦分離的那一天。”
要職業化不要“舉國體制”
如今,中超聯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而且發展的速度相當快:三星[微博]、神州租車、京東商城[微博]等贊助商紛紛加盟和迴歸,老客戶的贊助費用也有所增加,使聯賽的商業價值一路看漲;從裏皮、阿內爾卡、德羅巴助陣中超到貝克漢姆擔任代言,大牌無處不在;各路媒體一擁而上……賽事受到空前關注。
老郎雖然對於這足協管辦的“頂層設計”感到不滿,但是對風生水起的“民間行爲”,很是感到欣慰。他極力推崇中超聯賽當前市場化的發展態勢,這源於他對競技體育的“理論構建”和對足球運動發展的高瞻遠矚。
郎效農說,當國際競技體育界並存着三種體制:大多數奧運項目所歸屬的業餘體制、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專業體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職業體制。三種體制由低到高,是競技體育發展的不同階段的體制產物。
19世紀末,顧拜旦在創立現代奧運會之時就提出反對體育專業化、職業化,於是很多奧運項目也就自然地被賦予業餘化的色彩。但是爲了在奧運賽場上獲得儘可能多的金牌,自20世紀50年代起我國開始舉全國之力發展奧運項目。“我國在奧運會上一路取得了輝煌的戰績,這就是專業體制打敗業餘體制的證明。”郎效農說。
“在如今市場經濟條件下,職業體制處於競技體育發展的最高階段。”郎效農說,“因爲,相比於業餘體制和專業體制,它的生存和發展依託於自我勞動創造和市場競爭下的優勝劣汰,從而創造出更好的成績。”
“中國在具有最廣泛羣衆基礎的職業化項目水平上越來越差,跟一些體育強國的發展思路背道而馳。”
郎效農說:“尤其是足球,中國足球要想在競技水平上有所突破,走職業化道路是必然的改革趨勢。但是,當前職業足球的市場還停留在表面繁榮的階段。待中國足球走上職業化正軌,卻是征途漫漫,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