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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賽季的中國足球超級聯賽人氣不減，前兩輪比賽的場均上座率已經超過兩萬人。在20年前的1993年，8支被稱為俱樂部隊的甲級球隊在廣東集中進行了全國足球俱樂部隊(甲級A組)錦標賽，比賽期間，有些場次只能賣出十幾張門票，但就是這次比賽，成為中國足球職業聯賽20年的開端。
20年前的職業聯賽，大都是專業球隊與社會企業“聯姻”，方式粗放而且低級，但畢竟從此走上了職業化這條路。然而，在20年的發展歷程中，這項歷史最為悠久的中國職業聯賽，卻始終伴隨著“准職業”或“不職業”的評價。
改革不深入結惡之果
運動管理中心以行政手段強制管理和乾預已經社會化、市場化和職業化發展的運動，引發出重重矛盾和混亂
職業聯賽初期轟轟烈烈，讓無數人投身其中，戴大洪就是其中一員。這位原河南建業俱樂部總經理，見證了足球改革初期的萬象更新，“我當時能有機會參與足球，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但是很快，假賭黑等丑惡現象在聯賽中大行其道，讓戴大洪大失所望，“這只是問題的表象，根本原因是我們的聯賽制度不健全”。
問題的種子其實在1997年就已經種下，正當足球職業聯賽需要繼續推進的時候，當時的國家體委提出：“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務已經完成，目前沒有進一步改革的任務。”所有深入改革的計劃和設想，不得不戛然而止。同一年年底，國家體委出臺了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制度，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集決策與執行機構於一身，從而實質上取代了中國足協會員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的職能，中國足協只剩下了一副“唯一代表國際足聯和亞洲足聯會員”的空皮囊。
曾任中超公司總經理的郎效農認為，這一變革的結果是，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往往以行政手段強制管理和乾預已經社會化、市場化和職業化發展的足球運動，從而引發出重重矛盾和混亂。具體表現在足球管理者急功近利地片面維護極具爭議的國字號球隊長期集訓制度，隨意改變聯賽賽制、昇降級制度和競賽日程，忽視青少年足球培養體系建設和青少年足球運動普及等長遠性、基礎性的工作。
戴大洪說：“中國足球此後的沈淪，並不是因為職業化改革本身造成的，而是因為職業化改革不徹底、改革半途而廢所致，其中，管理體制的弊端是中國足球停滯不前的主因。”
在現有的聯賽體制下，不斷出現問題難以避免，全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也未能幸免。曾任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的李元偉說：“足球遇到的問題，其實後來我們籃球也都遇到了。”
對裁判的監督和管理，始終是足球和籃球聯賽共同的軟肋。李元偉在任時曾想設立職業裁判隊伍，但遇到了諸多難題，至今仍未實現。前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韋迪也曾表示，中超聯賽的裁判選派只把握在少數幾個人手裡，裁委會基本是虛設。行政決定裁判使用，使得權力和利益糾纏在一起。
在英超聯賽和日本J聯賽中，絕大部分裁判都是職業裁判，他們的薪水不低，而且都是由職業聯盟承擔。裁判吹“黑哨”實際上損害的是職業聯盟的共同利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裁判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英超和J聯賽的職業裁判都是隨著聯賽的發展而逐步產生，相比之下，中國裁判的職業化進程卻沒能及時跟進。
管辦不分阻聯賽發展
項目運動管理中心和體育協會一套班子、兩塊牌子，這個機構集辦賽、管理、監督三位一體，容易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中國職業聯賽最受人詬病的，就是管理者用行政的手段和力量乾預職業聯賽。
無論是足球還是籃球，現狀都是項目運動管理中心和體育協會一套班子、兩塊牌子。這個機構集辦賽、管理、監督三位一體，很容易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去年，足球管辦分離的呼聲甚高，但最終也只是推出了職業聯賽理事會，與人們的期待相去甚遠。郎效農評價道：“這是在中國足協內部又設置了一個小足協，甚至比中國足協還要繁瑣復雜，看不出所謂管辦分離的任何影子。而且由於理事會不具備法人資格，其實什麼事也做不了主。這是一個四不像的組織，造成壟斷，沒有效率，而且矛盾重重。”
為何足球難以管辦分離？郎效農一針見血地指出：“職業化改革之所以如此坎坷，關鍵還是在我們現行的足球管理體制。在這個體制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他們之所以未對中超聯賽改革，特別是對中超管理體制的改革予以積極的支持，是因為他們未將促進我國足球運動的發展放到首要的位置，而更擔心隨著中超聯賽的不斷發展，可能會削弱他們以行政手段控制和支配我國足球運動發展的權力。”
管辦不分最直接的惡果就是行政乾預職業聯賽，使之時常出現停滯甚至倒退，最為突出的例子是CBA兩次實施南北分區，又兩次取消。取消南北分區後，CBA賽程壓縮，場次減少，確保國家隊有更多集中和備戰大賽的時間。奧運會前，中超聯賽也曾經討論過南北分區，目的同樣是為了縮短賽程，為國奧隊和國家隊的比賽讓路，好在最後未能實施；但聯賽在21世紀初期曾兩次取消昇降級，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國家體育總局體科所體育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鮑明曉說：“無論是NBA還是英超，如果聯賽的賽制不固定，贊助商的損失誰來負責？中國籃協在更改賽制後賠了很多主贊助商的錢，這就是不按照規律辦事的惡果。所以管理體制一定要改革，如果不改變、不按照規律辦事，我們職業體育今後的道路一定還會非常崎嶇。”
從種種違背職業聯賽規律的做法不難看出，管理者的奧運戰略和金牌戰略與職業體育矛盾尖銳。職業體育本質上是向社會提供一個高水平的賽事產品。職業化程度完善，賽事水平高，項目水平自然水漲船高。社會體育學者盧元鎮說：“國家隊成績與職業聯賽之間的矛盾並非不可調和，正是NBA的成功造就了美國男籃的強大實力。我們的體育管理者不能太過狹隘，要是真把職業體育搞好了，還愁人纔嗎？”
職業聯盟不是洪水猛獸
職業體育最好不是政府來管，而是允許職業俱樂部自己來組織職業體育聯盟，協會在其中發揮總體把握和監管職能
中國的職業聯賽脫胎於專業體育，現有的管理體制仍會受傳統辦賽制度和理念的影響。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中心競賽部一共有8名工作人員，負責管理全國各級籃球賽事，其中，只有兩個人具體負責CBA聯賽的競賽事宜，看似專人負責，實則力不從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NBA(中國)，公司擁有員工近百人。
北京體育大學教授任海說：“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我們還是拿計劃經濟辦專業體育的一套辦法來辦職業體育，主要任務還是定位在拿金牌上，而且‘協會＋中心’的身份很尷尬，也很難監管。俱樂部的利益必須要成立職業聯盟來保證。”
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總體趨勢一直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要改變過去那種政企不分、管辦不分的模式，就需要建立一個能夠有效協調足球領域各種資源配置的組織，這個組織基本類似於英超聯賽的職業聯盟，具有法人資格，這樣纔能規范有效地運作整個聯賽。
職業體育還應按照產業規律、經濟規律運轉。職業體育的主體應是職業俱樂部，所以成熟的職業聯賽主要是以職業體育聯盟的架構來運作。而中國職業聯賽並非以市場為導向，也沒有以市場為杠杆進行資源配置，俱樂部難以將聯賽視作“自己的聯賽”。
在成立職業聯盟的前提下，鮑明曉對協會和項目管理中心負責的工作進行了界定：“職業體育最好的管理方式不是政府來管，而是允許職業俱樂部自己來組織職業體育聯盟，協會在其中應該發揮總體把握和監管職能。至於政府的體育行政部門，應該回歸到它的體育公共服務的本職中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決老百姓的公共體育服務上。職業體育這個東西還是讓市場說了算，它本來就是市場的東西，應該還給市場。”
時至今日，已經離開中國足協的郎效農依然堅持著自己的見解：“既然是職業聯賽，就要有相應的組織機構，成員應是參與聯賽的俱樂部加中國足協。職業聯盟不是洪水猛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