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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國男籃職業聯賽( CBA )漸入高潮的時候,一場和籃球有關的爭議正悄然展開。中國大學生籃球協會(大籃協)被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大體協)強行換屆,從而造成曾經是全國高校中最火爆賽事——大學生籃球聯賽(CUBA)前途未卜。
這場發生於高校體育組織的爭議,實質是什麼?有人說,有點像“二母爭子”,是利益之爭。其實,CUBA究竟是大籃協哺育成長的孩子,還是歸屬大體協門下的賽事,並非問題關鍵所在。CUBA10億元的潛在市場品牌價值,也僅僅是紙上談兵,評估結果而已。
大籃協與大體協這類屬於學校體育範疇的社團組織,其來龍去脈,相互關係如何,別說局外人,就連一般體育界教育界人士對其中的是是非非都是一頭霧水,搞不清楚。正因如此,雖然爭議當事雙方爭得不亦樂乎,外界卻反應平平,不大當回事。
筆者作爲參與過CUBA創辦過程的媒體人,有一點發言權。17年前,在中國體育改革的潮流中,學校體育發展也受到觸動,大學生籃球聯賽應運而生,創辦者主要是龔培山、張寧飛等人。前者是大籃協祕書長,後者曾是浙江大學男籃隊長,畢業後成爲民營企業家。十餘年來,龔培山和張寧飛依靠許多熱心於校園體育的大學校長以及各方人士的支持,嘔心瀝血,投入大量精力、財力,呵護着CUBA成長。
大體協也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更多的是與政府部委機構改革有關。中國大體協的名稱很早就有,但並未真正獨立實體存在,時而掛靠國家體委,時而屬於教育部門,主要作爲參加國際大體聯主辦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使用。上世紀90年代末,朱鎔基那屆政府大刀闊斧,精簡機構,教育部體衛藝司幾位幹部離開公務員隊伍,組建了一個自收自支爲主,財政補貼爲輔的教育部下屬事業單位——學生體協聯合祕書處(即實體化的中國大學生體協、中國中學生體協的另一稱呼)。
很明顯,大籃協身上帶着深深的民間社團組織的烙印,儘管它屢屢向中國籃協、中國大體協靠攏,但它與生俱來的獨立性和發展新理念,使其不那麼好管,尤其不那麼聽從上級協會大體協的指揮。大體協表面上不屬於政府編制,學校的人都清楚其官方背景,視爲官方機構。大籃協作爲中國高校裏比較早成立的羣衆體育組織,成立時間早於多數學校單項體育組織,也早於大體協的實體化時間。近年來,大體協希望規範和加強高校各體育社團的組織與領導,這都沒錯。但是它要一手壟斷全國高校體育競賽的所有資源,未免胃口過大,也不符合中國體育改革的大方向。連國際奧委會這樣的權威國際體育組織也不敢包辦所有單項世界大賽,它覺得自己能辦好四年一度的夏奧會和冬奧會就相當不易了。中國大體協(聯合祕書處)的人手肯定不如國際奧委會多,若能真正把四年一度的全國大學生運動會、全國中學生運動會辦好,並每年組團參加好世界學生體育賽事,已是相當不錯的業績。對於各單項全國大學生賽事,它應該放手讓高校單項體育組織去辦,自己的重要責任是指導與監督。
此外,中國大體協是國際大體聯會員之一,從某種意義講,國際大體聯也可視爲上級體育組織。國際大體聯可以處罰下級會員不符合章程的違規行爲,但決不能代替下屬會員行使召開會員大會的權利,更不應當強行更替下屬協會的領導機構。不管採用自己分會的名義也好,還是其他手段,都不該剝奪二級協會成員的民主權利。國際奧委會也不敢這樣做。
中國體育改革的大方向是要逐步形成國家辦體育和社會辦體育相結合的局面,發揮社會辦體育的積極性。國家體育總局要逐步實行官辦分離,減少對體育競賽資源的壟斷。當前,中國體育社團組織很不發達很不健全,各單項運動協會離實體化尚有很大差距,何況學校體育社團組織更有待建立完善。學校體育的意義大家都清楚,無需多講。中國三大球水平低,重要原因在於基礎薄弱,尤其在學校青少年中沒有很好開展。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勢頭不錯的學生籃球聯賽,卻由於學校體育組織的爭權奪利,可能導致毀於自己之手,如果真的如此,多麼令人痛心。
體育改革僅僅是社會各方面改革的一個很小方面,其改革之路也是步履艱難,充滿着矛盾與衝突。希望大體協與大籃協能夠坐下來靜下心談一談,以學校體育發展大局爲重,協商解決矛盾。特別是強勢地位、帶有官方色彩的大體協方面,更應放下身價和部門利益,爲學校體育社團建設作出垂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