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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軍的辦公室裏和很多“當官的”一樣,有一排深褐色的書櫃,可不一樣的是,書櫃裏大部分整齊排放的書,不是用來裝飾,而是用來閱讀的。
書櫃裏還放着一座冠軍獎盃,只有這座冠軍獎盃,似乎在提醒着來訪者,辦公室主人、首都體育學院副校長謝軍,還曾經是中國第一位國際象棋“棋後”。
“這個獎盃實在太有意義了,其實就是去年得的,那是參加一個國象混雙友誼賽,我和徐俊(國家隊教練)搭檔得的。”謝軍指着那座具有象徵意義的獎盃笑得很是開心,“下完3輪,我倆居然得了冠軍!我跟徐俊說,這個獎盃必須得給我,因爲這可能是我棋手生涯中最後一個冠軍獎盃了。”
謝軍“棋手生涯最後一個冠軍獎盃”的含金量其實很高——去年夏天在無錫,中國4位“棋後”各配搭檔進行混雙友誼賽,久疏戰陣的謝軍“抽”到徐俊後趕緊“道歉”,“兩個XJ(名字的拼音首字母)抽到一起了,大家多擔待啊”。但儘管多年沒有參加正式比賽,謝軍“骨子裏的國象精神”還是極爲充沛,這對“XJ”組合第一輪贏了許昱華/餘少騰,第二輪戰平葉江川/侯逸凡,第三輪再勝諸宸/李文良(國家隊教練),讓在場的人大爲讚歎。
“技術上我肯定退步很多很多了,但是對棋形的判斷、對比賽的經驗,包括對棋局的感情是刻在身上的,丟不下也放不掉。”謝軍似乎有些感慨,“畢竟我的青春都給了國際象棋,只不過現在我不再是運動員了,國象只是心裏的一份牽掛了,有時間我會看看重大比賽的棋譜,但這種時間也很少了。”
謝軍的確沒有時間和精力再去關注日漸增多的國際象棋比賽和各種活動——那是葉江川、趙雪和侯逸凡們的事情了。作爲一所北京市屬唯一的高等體育院校副校長,謝軍每天早上7點40分到崗,然後一直忙到傍晚5點30分下班。工作日復一日,“上班時辦公室的門永遠不關”。
謝軍的辦公桌上堆着厚厚一摞專業書,內容全部涉及“資產”和“財務”,裏面的專業術語、概念和圖表,對非專業人士來說無異於“天書”,但現在都成了謝軍的專業——校領導分工,謝軍主要負責學校資產、繼續教育和圖書館幾項管理事務。作爲北師大心理學專業的博士,謝軍對自己的轉型並沒有任何不適。
“我不可能一輩子都在下棋(比賽),總要轉型,而且轉型不意味着撤退,而是另一種新生活的開始。包括我(從國家隊)退下來到北京棋院當院長和在西城區教委掛職,這些都是我的生活。”謝軍說,“說起來我就是學教育的,搞教育正合適。其實,現在的工作很有挑戰性,比如學校的資產管理,就是一門非常複雜的學問,除了財務的現金不在我這裏,學校的各種資源如何調配,如何應用,都要進行科學化的管理。”
國辦高校由納稅人出資,其資源管理工作之複雜和繁瑣,恐怕也只有“聰明人”才能勝任,謝軍說,因爲學校的“大教育”環境很好,身邊的同事“藏龍臥虎”,對自己也是很好的激勵,所以“感覺工作狀態還是很不錯”。
“其實,我覺得自己的性格和愛好,適合坐在辦公桌前工作,這可能也是我能融入現在工作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謝軍說,“我剛來的時候,還想着自己別給體育院校拖後腿,所以也想過參加一些注重體力方面的體育鍛煉,我們學校打網球風氣很盛,但我跟着學了學,發現自己真不是那塊料,我只能是做點簡單運動,比如跑跑步和遊游泳。”
“坐在桌前”的謝軍生活其實並不枯燥——“業餘作家”的頭銜就讓她樂在其中。
“在國內出書最早是2006年的事,後來也一直堅持在報紙和雜誌上寫些隨筆。這幾年寫過的書也有幾本了,但應該說去年纔算是真正‘找到組織’了,因爲我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了!”謝軍提到這段故事感到很快樂,“我現在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業餘作家了,經過公示的,這種被組織認可的感覺很不錯,我還是跟于丹(北師大教授)一批進的,心理特別滿足。”
謝軍形容當初寫隨筆和小品文的時候,自己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好比業餘圍棋愛好者,現在就是要打段位了,比純業餘的強,但不是專業的”。不過,儘管不是專業的,謝軍說,自己現在再寫文章,要比以前慎重了,“肯定是不敢胡寫,而且還要多學習。”
餘秋雨的《從北大到臺大》和柴靜的《看見》,都是謝軍身邊的“營養品”,“尤其是餘秋雨的書,我不敢說這本書文學價值有多高,但是作爲一個老師來講,他真是不得了,知識面太寬了,出口成章,這本書收了很多他和學生之間的交流。我想,學生們如果遇到這樣的老師,一定會有非常大的收穫。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努力做到這一點。”
學校有“校級領導一學期只開一門課”的規定,謝軍要給研究生上“運動心理學”,然後每學期還要給本科學生講“棋文化”選修課——這門課對於她來說,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做教師也好,做校長也好,這樣的生活是我當棋手時完全想象不到的。”謝軍說,“人不能活在昨天,也不能活在明天,人要活在今天。所以,我現在就是要盡全部努力,做好自己這個崗位的工作。”
本報北京1月19日電